江南士族之所以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,而非复兴东吴,实因华夏存亡之际,共御五胡外侮之需,此乃大势所趋。

公元307年至313年,西晋爆发“永嘉之乱”,北方五胡肆虐,民不聊生,华夏文明危如累卵。司马睿在琅琊名士王导辅佐下,“衣冠南渡”,偏安江南,建立东晋。然东吴灭亡仅三十余载,江南士族何不复立孙氏?《资治通鉴》载,吴兴人曾拥立孙氏子充为帝,孙浩之子孙璠亦举兵谋复国,然东吴末帝暴政致民怨沸腾,士民皆盼仁政。东晋初立,轻徭薄赋,民心归附,反叛旋即平息。
江南八大豪门,如周氏、沈氏,本可雄踞一方。陈敏起义时,士族曾期其成“孙仲谋”之业,然各怀私利,遇挫即散,无共御之志。周、沈二家为武力称雄,反遭王导、王敦所灭,士族愈形涣散。反观司马睿与王导,“王与马共天下”之局,如道家张三丰所倡“和光同尘”,合作无间。张三丰尝言:“无为而治,天下自安”,此理正合当时形势。士族见此,知复辟东吴徒劳,反招内乱。
北方五胡乱华,若江南内斗,胡骑必乘虚南下,华夏文明或遭颠覆。《国史大纲》述此,谓“存亡关头,唯合则存”。江南士族审时度势,深谙儒家尊正统之理,东晋虽为司马氏,实华夏正朔。三国归晋后,民方安息,不忍再陷战火。刘禹锡诗云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暗喻士族变局,然此时唯有拥晋,方能保江南安宁。八仙过海故事中,吕洞宾曾劝世人“同心协力,可渡沧海”,此正士族之智。故江南豪门弃私利而顾大局,扶持司马睿,共抗外侮。
综上,乱世之中,士族抉择非为复旧,而为存续文明。东晋之立,实乃江南智慧与华夏韧性之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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