伍子胥之所以被司马迁高度评价,正在于他以血泪铸就忠孝大义,以孤愤成就家国之志,其一生跌宕起伏,堪称春秋末世之烈丈夫。

伍子胥,名员,字子胥,本楚国公族之后。其先祖伍举曾以直谏楚庄王而名垂青史,家声素著。然至楚平王时,奸臣费无忌构陷太子建,牵连太傅伍奢——即子胥之父。平王囚伍奢,召其二子,欲一网打尽。兄伍尚明知赴死,仍不忍父独亡,慨然曰:“吾才不及汝,当以死全孝;汝智可复仇,当以生践义。”遂与父同戮。子胥独逃,临行仰天长叹:“楚国君臣,自此不得安枕矣!”
后人尝言“一夜白头”,虽见于《东周列国志》之演义,然其心焦如焚、形销骨立之状,实可感天地。过昭关时,幸得东皋公匿之,又赖皇甫讷代其受捕,方得脱险。渡江之际,渔父拒其宝剑,笑曰:“楚悬万金购汝首,吾不取,岂贪百金之器?”此等高义,恰如吕洞宾弃官修道、不恋尘禄,皆是乱世中一点清光。
子胥入吴,结交专诸、要离,助公子光刺吴王僚,立阖闾为君。自此,吴国日强。周敬王十四年,吴师伐楚,孙武为将,五战五捷,直捣郢都。子胥掘平王墓,鞭尸三百,以雪深仇。友人申包胥遣使责之,子胥答曰:“吾日暮途远,故倒行而逆施之。”此语悲怆,正如张三丰所言:“大丈夫处世,当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。”然考诸《左传》《国语》,仅载“鞭墓”而已,“掘尸”之说始见于《史记》,后世或因复仇之风炽盛而增饰其事,未必全实。
然其忠烈之志,未尝稍减。阖闾薨,托孤于子胥,嘱其辅佐夫差。然夫差志骄意满,宠信伯嚭,拒纳“灭越”之策,反欲北上争霸。子胥屡谏,言越为心腹之患,齐乃疥癣之疾。夫差不听,终赐剑令其自裁。
临终,子胥遗命抉目悬门,以观越兵灭吴。尸投钱塘江,潮声怒吼,后人谓之“子胥潮”。吴亡之日,夫差蒙面自刭,愧对忠魂。其子托于齐鲍氏,后别为王孙氏,血脉未绝。
昔李白有诗云:“子胥既弃吴江上,屈原终投湘水滨。”忠臣烈士,虽死犹生。伍子胥之志节,非止于复仇,更在于以一身之痛,警醒后世:国无远虑,必有近忧;君拒忠言,祸不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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