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百姓已经买不起米了，为何范仲淹还要操控米价上涨

杭州百姓已买不起米，范仲淹却推高米价，实为以“涨”止“荒”，引粮入城，终解民困。

寒门出良相

范仲淹幼失怙恃，随母改嫁，尝寄身佛寺，日啖冷粥，夜读寒窗。其志不因贫贱而改，反因深知民间疾苦，愈坚“先忧后乐”之志。及第入仕，官至参知政事，俸禄优厚，然家无余财。所积俸金，多置义田，分与无地之农；又购宅院，广设义学，使寒门子弟得窥圣贤之门。此非徒施恩惠，实乃深谙“授人以渔”之道。道家有言：“善行无辙迹。”范公之行，正合此理——如吕洞宾点石成金，不若教人炼丹之术；张三丰创太极拳，亦非为炫技，乃为强身济世。范公办学置田，正是以无形之德，养万民之生。

米贵救饥荒

花甲之年，范仲淹出守杭州，适逢大饥。仓廪空虚，饿殍载道，商贾乘机囤粮，米价腾踊。朝议汹汹，皆责其不抑物价，反纵米价上扬。然范公胸有丘壑，不为浮议所动。彼时米价既高，四方粮商闻利而趋，舳舻相接，粮船云集杭州。待仓廪充盈，范公即开官仓，平价粜米，市价骤落。商贾欲运米他往，然水陆转运艰难，只得折本售出。于是米贱于市，民得活命。

此策看似悖常，实则深契《易》理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非常之时，须用非常之法。若拘泥于“平抑”二字，反致外粮不入，内困愈深。范公此举，恰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——铁拐李以残躯济世，何仙姑以莲舟渡人，皆不循常轨而达慈悲之境。苏轼后守杭州，治西湖、筑苏堤，亦承此遗风，可谓“前贤后彦，心同此理”。

昔范文正公尝言：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”其一生行事，无不出自肺腑，发于仁心。虽处庙堂之高，不忘江湖之远。年逾六十，犹躬亲赈务，非为功名，实因不忍见苍生倒悬。此等襟怀，岂非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真践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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