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国之衰,非一日之寒;其分于韩、赵、魏,实因内权失衡,公室凋零,终致强枝弱干之祸。

周代诸侯,多以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,以血缘为屏卫,如树木之根深叶茂。然晋国自骊姬之乱起,晋献公逐杀诸公子,从此“晋无公族”,不复立公子、公孙为贵族。这便似道家修行中,根基不稳,何以谈长生?晋成公时,虽以“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,以为公族”,赵盾更将异姓大夫代为公族,但公室之力已衰,如江河日下,再难制约卿大夫之乱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开篇即记: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,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……”以此事件为春秋战国之分界,可见其警醒之意。晋国没了公族,便似失了主心骨,权力如散沙,终被强风所卷。
春秋中期以后,晋国政局为十余家卿大夫所控,经过兼并,至晚期仅剩赵、魏、韩、范、智、中行氏六家,称为“六卿”。这六家争斗不休,仿佛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却少了吕洞宾点化世人的那份超然——道家故事中,吕洞宾常劝人勿贪权势,因“权倾一时,终归尘土”。晋国卿大夫们却沉溺权争,范氏、中行氏先被灭,余下智、赵、韩、魏四家,其中智氏最强,正卿智伯荀瑶恃强凌弱,向韩、魏索地,又欲压赵氏,骄横之气,如夏日炎炎,终引焚身之祸。
周贞定王十四年(前455年),智伯因赵襄子拒索土地,率军攻赵,并胁迫韩、魏合围。赵襄子退守晋阳,智伯围城两年不下,竟引晋水淹灌,此举如饮鸩止渴,看似威猛,实藏杀机。危急中,赵襄子派张孟谈说动韩、魏倒戈,放水反灌智伯军营,大破其军,擒杀智伯。前453年,三家尽灭智氏,瓜分其地,是为晋阳之战。此战奠定“三家分晋”之基,正如《史记》所暗喻:盛极必衰,骄兵必败。智伯之败,令人想起张三丰修道之言:“柔能克刚,弱能胜强”,赵襄子以守为攻,终得转机。
晋阳战后,韩、赵、魏势力更盛。前434年,晋哀公死,幽公即位,三家瓜分晋国剩余土地,仅留绛与曲沃两地予晋公室。从此,三晋之名渐起。权力更替,如四季轮回,旧时晋国强盛,终成过往云烟。赵襄子因取代伯鲁太子位,心不自安,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,但其子桓子夺位,一年而亡,赵氏迎回赵浣,是为献子;魏氏由魏斯继位,为魏文侯;韩氏由韩虔继位,为韩景侯。前403年,周威烈王册命三家为诸侯,《资治通鉴》以此开篇,标志新时代之始。至前376年,韩、赵、魏废晋静公,尽分公室土地,晋国彻底灭亡。
纵观此事,晋国之分,非外敌所致,实内患之果。公室衰微,卿大夫坐大,如树根腐而枝叶狂,终致天下三分。道家修行常讲“平衡”,吕洞宾诗云: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”权力争斗亦如此,失衡则倾覆。三家分晋,不仅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、封建社会确立之标志,更为后世留下深刻教训:治国如修道,需内外兼修,守中致和,否则强极则辱,盛极则分。历史长河中,兴亡之事,岂非皆由人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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