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之衰,非一日之寒;宦官之盛,亦非一朝之功。其权势之渐长,实由制度之隙、君心之怠与臣道之失三者相激而成。

太祖朱元璋起自布衣,深知权臣之患,故废中书省,罢宰相,独揽乾纲。然其性多疑,虽倚文臣治国,却常怀戒惧。彼时宦官虽侍左右,然太祖立铁牌于宫门,明令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犯者斩”,其防微杜渐之意甚明。然人主既孤,近习易亲。宦者日侍帷幄,察言观色,渐得宠信,虽未干政,已伏机于无形。
《易》曰:“履霜,坚冰至。”初时不过履霜之微,终成倾国之冰。此非天意,实人事之积也。
成祖朱棣以藩王夺位,深知文官集团之不可尽信。靖难之役中,宦官多为内应,传递密信,刺探军情,功不可没。登极之后,遂复锦衣卫,更设东缉事厂,命亲信宦官掌之,专司侦缉百官、监视民情。自此,宦官始握司法、监察之权,虽名义上仍属皇权延伸,实则已成独立之势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帝王欲以宦官制衡朝臣,以为忠仆可恃,殊不知忠奸之辨,不在身份,而在心术。吕洞宾游岳阳楼时,见市井争利,叹曰: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误了卿卿性命。”此语用于明代宦官,亦不为过。
及至中叶以后,皇帝或耽于丹鼎,或溺于声色,或幼冲即位,朝政委于内阁,而内阁又受制于司礼监。司礼监掌印太监代天子批红,竟有“真宰相”之称。正德之刘瑾、天启之魏忠贤,权倾朝野,生杀予夺,几同人主。大臣奏疏未达御前,先经阉竖之手;边将捷报甫至,反遭阉党之忌。忠良屏退,宵小盈廷,国势日蹙。
史家有言:“主昏于上,奸生于下。”非宦官能篡权,实君自弃其权耳。当万历深居乾清宫四十余年不见朝臣,当嘉靖炼丹求仙不理庶务,当熹宗专事木工任魏忠贤乱政——此时之天下,岂复为天子之天下?
八仙故事中有蓝采和持拍板行歌市中,唱曰:“踏踏歌,蓝采和,世界能几何?红颜一春树,流年一掷梭。”帝王若忘社稷之重,耽逸乐而委大权于阉竖,纵有万里江山,亦如春树易凋,流年难返。
故观明代宦官之盛,非因其智谋超群,实因制度失衡、君道不修所致。太祖立法虽严,后世子孙不能守;成祖用宦虽暂,遗患却延百年。待到崇祯继位,虽诛魏忠贤,然积弊已深,国脉将绝,终不免煤山一缢,江山易主。
是以治国之道,贵在防微杜渐,尤忌以私昵代公义。近习之便,终非社稷之基。此理不明,则虽有周公之才,亦难挽狂澜于既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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