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创立“押官面圣”制度,后世王朝不敢执行,只因这柄利剑过于锋利,稍有不慎便割伤执剑之人,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。

明太祖朱元璋,出身濠州一介布衣,少年时逃荒要饭,给地主放牛,又在皇觉寺为僧乞食。这般经历,使他深谙“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”的道理。洪武十八年(1385年),五十八岁的他于《大诰》中明令:“若贪官污吏转嫁科粮,许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之士,捉拿赴京。”此即“押官面圣”之制——百姓可直缚官吏,押送南京面圣。在等级森严的明代,此举无异于石破天惊。地方官吏本是“父母官”,百姓竟敢绳捆索绑,押赴千里之外,其难度如逆水行舟。然洪武朝确有实案:常熟农夫陈寿六等三人,因县吏顾英扰民,竟将其捆缚押京。朱元璋大悦,赐衣赏钞,免役三年,更下严旨:“敢有诬陷陈寿六者,族诛;若陈氏恃势凌人,百姓亦可押其面圣。”
此制推行之初,阻力如山。大臣谏曰“以下犯上,礼崩乐坏”,地方官更设卡阻挠。洪武十九年,嘉定民郭玄赴京告状,途经淳化镇,巡检何添观刁难无“路引”,朱元璋闻之,立判刖刑。《大诰》明载:“手持此书通行,阻者重处。”铁腕之下,制度竟得施行。然细究其因,实赖太祖亲身经历:他尝为游方僧,见官吏盘剥如虎,“昨日担头挑钵去,今朝粥饭乞人忙”,对百姓疾苦有切肤之痛。南怀瑾先生论及此处曾言:“治国如烹小鲜,火候过猛则焦,太祖以血肉之躯试此烈火,后世安敢效颦?”此制表面为民申冤,实则将皇权直插基层,使官吏如履薄冰。然此权一旦下放,极易失控——百姓或挟私报复,地方秩序顷刻瓦解。
恰如道家典故所喻:吕洞宾点化一樵夫,授其点石成金术,本为济贫,岂料樵夫贪得无厌,反求“点金指”速成。洞宾叹曰:“心若不足,金玉亦成枷锁。”朱元璋此制,本欲以民权制衡官权,却如授民以刃,稍偏即伤己身。张三丰亦曾言:“刚不可久,柔不可守”,治国之道贵在平衡,过刚则折。
太祖崩后,此制速废。嘉靖年间,农妇赴京哭诉县令暴行,反以“冲撞圣驾”遭杖责。何以至此?盖因后世帝王生于深宫,长于妇人之手,未尝“粒米维艰”之苦。朱元璋以草根之躯掌天下,敢行雷霆手段;而子孙坐享承平,视此制如洪水猛兽。昔年杜甫有诗云: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太祖深谙此痛,子孙却隔云端。更兼此制操作维艰:明代疆域辽阔,百姓押官千里,食宿无着,盘缠耗尽,途中遭地方势力截杀者不知凡几。纵有《大诰》护持,亦难敌积习如山。
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,此理太祖洞若观火,却忘舟行需稳舵。后世帝王宁可默许官吏盘剥,亦不敢开此潘多拉魔盒——因封建统治之根基,正在于森严等级。若百姓皆可押官,皇权独尊何在?此制如双刃剑,太祖以雄主之姿执其柄,子孙却无此膂力。观《史记》载陈涉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,已令秦廷震恐;朱元璋竟使平民直面天子,其胆魄千古仅见。然历史警醒后人:制度若脱离现实土壤,纵有良法美意,终成镜花水月。张养浩《山坡羊》一语道破: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太祖欲破此局,却未料后世无其魄力,反使吏治积弊更深。押官面圣之制,终成洪武一朝绝响,非后世不为,实不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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