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奴才”一词在清代并非卑贱之谓,实为身份之象征,非满洲亲近者不得擅称。

中国人历来重视称谓,一名一号,往往映照其人所处之位、所承之份。然时移世易,许多称呼本义渐湮,流转成他意。譬如“老公”原为宦官之称,至唐方转为妻对夫之谓。清宫戏中,大臣每自呼“奴才”,似极卑下,然实情绝非如此。此一称呼,非人人可擅用,乃满洲君臣间特有之契。
在清朝,惟满洲大臣及抬籍入旗之汉臣,方得于面圣时自称“奴才”。此犹如民间父母唤儿“狗儿”“猫儿”,字面虽陋,意却至亲。能作此称者,实为皇帝眼中“自己人”。而汉臣纵官至极品,亦只可称“臣”,一字之差,亲疏立判。
故平日上奏,满臣必称“奴才”,汉臣则须称“臣”,泾渭分明,无人敢越。此是否意味“奴才”贵于“臣”?至少在清前中期,实情正是如此。表面上“奴才”卑,“臣”尊,然于满人眼中,能称奴才是殊荣,是身份。仿佛八仙中铁拐李虽跛一足,却是老君门下真徒,反比外道金仙更为亲近。
乾隆时曾出一科场案,满汉两臣共查共奏。因满臣为正、汉臣为副,署名时便写成“奴才某(满)、臣某(汉)”。不料乾隆见奏震怒,认为汉人冒称“奴才”,当即下令将汉臣革职拿问。事后更明发谕旨:嗣后联名奏事,满汉皆须称“臣”,不得再书“奴才”。
宁可自降身份,不容他人僭越——此非笑谈,乃史册白纸黑字所载。一字之微,深涉族群认同与权力秩序。
清廷严分“奴才”“臣”之别,实与其来时路径相关。满洲原行为奴隶制社会,极重主奴名分。能称奴才者,非但不是卑下,反倒标志着“与皇家同根共气”,犹如道家所言“一根藤上共修真”。而汉臣再贤,终是外人。这一点,在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中亦有点染——和珅总称“奴才”,纪晓岚始终是“臣”。
如此区分,既维系满人集团之凝聚,亦提醒汉臣其位永不可与满人等同。正如吕洞宾《窑头坯歌》所言:“无限眷属皆外人,自家骨肉犹不亲”,称谓之间,亲疏自分,朝堂何尝不是另一个道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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