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棣作为大明皇帝，为何每次都要御驾亲征远征漠北

朱棣五次亲征漠北，非为战功，实为立威、正名、固都。

一、马上天子，以战证命

朱棣本非储君，以藩王之身起兵“靖难”，夺侄皇位，虽登大宝，然天下人心未服。古语有云：“得国不正，必以武功镇之。”彼时朝野暗流涌动，士大夫或怀故主，边将或生异志，若无雷霆之势，何以慑服四方？故其五出漠北，非不知敌弱，实欲借兵锋之锐，昭示天命在己。

昔吕洞宾尝言：“剑不在利，在心之定。”朱棣之剑，不在漠北草莽，而在紫禁人心。他深知，唯有亲临战阵，方能令文武百官俯首称颂，使天下知其非篡逆之主，乃承天应运之君。《太宗实录》所载“三犁虏庭”之语，虽不免夸饰，然其意不在歼敌，而在立威——此正如张三丰观山悟道，不动则已，动则惊雷裂空。

二、迁都北顾，以征固京

永乐七年，朱棣驻跸北京，翌年即亲率大军北征。此非偶然。彼时南京旧臣多怀故国，视北京为边陲荒城。若仅以诏书迁都，恐难服众。于是，皇帝亲征，以天子之尊巡狩北疆，既示“天子守国门”之志，亦彰新都之战略地位。此举可谓深谋远虑：以兵威护都城，以远征证迁都之必要。

然此举劳民伤财，后世多讥其“好大喜功”。观其五次北征，斩获甚微，徒耗国力。洪武年间，太祖高皇帝坐镇金陵，遣徐达、蓝玉等将，屡破北元，未尝亲行。朱棣却执意亲往，非不知其弊，实因心有所惧——惧名不正，惧位不稳，惧史笔如刀。

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；帝王御极，亦各循其道。朱棣之道，非黄老之清静，亦非孔孟之仁厚，乃法家之刚猛与兵家之权变相济。其志在超迈乃父，故郑和浮海、大典纂修、长城修缮、北伐连年，皆欲铸“永乐盛世”之金碑。然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”帝王好战，纵胜亦危。

后人读史，当知朱棣之亲征，非为拓土，实为安内；非为灭敌，实为立信。其心之苦，其谋之深，可叹亦可悯。然国之兴衰，不在一人之英武，而在万民之休戚。五次远征，虽耀一时，终成虚耗，此亦为后世治国者之镜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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