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刘备果真一统天下,断无可能将皇位归还汉献帝。

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,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,降为山阳公,虽失天子之尊,却仍得奉汉祀、行旧礼,性命无忧。然此消息传至益州,却被讹为“汉帝见害”。刘备闻之,未加核实,即刻发丧制服,追谥曰“孝愍皇帝”——此举看似忠义,实则迅捷如风,不容转圜。
盖因汉献帝一旦“已死”,则刘氏宗祧便须另立新主;而身为汉室苗裔的刘备,恰可顺理成章承继大统。
于是,章武元年四月,刘备于成都即皇帝位,“置百官,立宗庙,袷祭高皇帝以下”,以续汉祚为名,行开国之实。此时之汉献帝,于其而言,非君父,乃赘疣耳。既已宣告其殁,焉有复生之理?纵使日后真相大白,亦难逆既成之局。
观刘备行事,素以仁厚著称,然细察其迹,亦不乏机变权谋。昔赤壁战后,荆州初定,刘备推刘表长子刘琦为荆州牧,借其名号收荆南四郡及南郡。未几,正值盛年的刘琦忽尔病卒,刘备遂总揽其地,名正言顺。此事虽无明证,然时机之巧,令人扼腕。
道家有言: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。”然乱世之中,欲成大事者,岂能全守清虚?昔吕洞宾尝云:“人间万事皆棋局,唯有心灯照夜行。”刘备之志,初或在扶汉,久则在立汉——所立者,非献帝之汉,乃己身之汉也。
故若其真能混一宇内,汉献帝即便尚在,亦不过如张三丰隐武当、八仙遁蓬莱,悄然退场而已。杀之则损仁名,留之则碍正统,唯使其“已死”最为妥帖。是以刘备称帝之时,早已为汉献帝写下终章。
历史从无假设,然观其举措,可知其心:汉室可续,献帝不可复。
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帝王之业,亦不过一时之浪花。刘备一生以“兴复汉室”为旗,终成新朝之祖,此非悖德,实乃时势使然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:“名器不可假人。”既已登九五,焉肯再让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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