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缺钱养兵,便自铸“直百钱”以敛财,此乃其在乱世中权宜之策。

三国鼎立之际,群雄并起,粮饷为军之命脉。曹操设“摸金校尉”,掘冢取宝,虽富甲一时,却千载蒙诟;孙权承江东基业,倚豪族之力,仓廪自足。而刘备出身虽托名汉室宗亲,实则织席贩履之徒,既无地盘,又乏资财,何以聚兵成势?
世人常言仁义之主不事巧取,然乱世用兵,岂能尽循常理?
建安十九年,刘备入主益州,初定巴蜀,府库空虚,军需日急。谋士刘巴献策:“铸当百钱,以一当百,收民间旧钱,充国用。”于是,刘备下令铸造“直百五铢”——一枚新钱,法定抵旧钱百枚。百姓持旧钱千枚,仅换得十枚新钱,财富悄然转移,府库顿盈。此法虽似巧取,然未动刀兵,亦未加赋税,较之曹操掘墓、孙权征豪,反显“文雅”几分。
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。”刘备此举,正合道家“以柔克刚”之机。表面铸钱便民,实则暗移民财,不动声色间,积粟成山,募士成军。
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市井争利,叹曰:“世人但知金银贵,不知心田更值钱。”然乱世之中,心田纵广,若无粮秣,何以安民?张三丰亦曾言:“道在日用,不在空谈。”刘备虽行权术,却终以安定巴蜀、护佑黎庶为归,非纯为私欲也。
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:“币轻则物贵,币重则物贱。”货币之政,实关国运。刘备铸直百钱,虽一时解困,然久则物价腾踊,民不堪负。诸葛亮主政后,即整顿币制,减铸新钱,务求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,方使蜀汉得以维系四十余载。
观刘备一生,起于微末,成于权变。其铸钱之举,非不知其弊,实迫于时势。正如杜甫《咏怀古迹》所叹:“志决身歼军务劳。”仁义之名虽重,然若无军饷支撑,何谈匡扶汉室?故其权宜之策,可责而亦可谅。
后世论史者,常以道德绳古人,却少察其时局之艰。刘备铸钱,诚非君子所为,然若无此策,或早亡于新野,何来三分天下?
道家讲“和光同尘”,兵家言“因敌制胜”。乱世英雄,未必皆循圣贤之道,而能在不得已处行不得已之事,方显其智与忍。
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;三国争雄,各出奇策。曹操盗墓,孙权倚族,刘备铸钱——手段虽异,目的则同:存其国,保其民,争其时。后人读史,当思其所以然,而非仅执一端以断是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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