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军战斗力之所以强,根本在于其待遇优厚、赏罚分明,将士愿效死力。

晚清国势倾颓,八旗朽烂如枯木,绿营疲敝似残烛。当此危局,曾国藩以一介文臣起于乡里,募勇成军,号曰“湘军”。初时屡战屡败,几至投水自尽;然终能转败为胜,荡平洪杨之乱,其因何在?世人多言器械精良、训练有素,实则皆非根本。真正关键,在于“饷足而心安,恩重而命轻”。
彼时八旗兵月饷仅二两,绿营亦不过此数,而湘军士卒月得六两,三倍于常军。中层军官年入两千四百两,竟与五品知府俸禄相当——须知清制武职卑微,一品提督年俸尚不足此数。曾公虽对族人吝啬,修屋费数千金即严词斥责,然于将士则倾囊不惜,自谓:“吾以银买命,非以义驱人。”
此等治军之道,暗合道家“以百姓心为心”之理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欲使人从,先使人安。”张三丰亦云:“兵无恒势,唯信可久。”湘军上下无克扣之弊,有必赏之信,故士卒知死战可得生路,退缩反致家贫,自然奋勇争先。正如《孙子》所言:“视卒如婴儿,故可与之赴深溪。”
“无湘不成军”之谚,非虚语也。自咸丰以降,湘军平粤匪、剿捻寇、定回乱、复新疆,功震寰宇。及至近代,黄埔多湘籍将领,抗战远征军中亦不乏湖湘子弟。其风骨所系,非仅血勇,实乃制度与人心之合。
昔苏子瞻观赤壁,叹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”,然兵事之成,岂独赖天时地利?曾公以儒者之身行法家之实,兼采道家养民之术,使士卒知“战有赏,死有恤,家有靠”,故能化乡勇为虎贲。此非天赐,实乃人事之极也。
后世观湘军之强,若只羡其战绩赫赫,而不察其厚饷养士、以诚立信之本,则如执枝叶而忘根柢。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——而察之首务,莫过于知士卒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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