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荣的先北后南和赵匡胤的先南后北战略相比,谁的战略更胜一筹

战略抉择：柴荣先北与赵匡胤先南的时势之辨

柴荣的“先北后南”战略在五代末期更具战略前瞻性，因其直面契丹威胁，避免两线作战；赵匡胤的“先南后北”则是政权稳固后的务实之选，二者皆无高下之分，唯时势使然。

后周世宗柴荣与宋太祖赵匡胤的抉择，常被后人误判为战略优劣。实则，柴荣先北伐契丹，赵匡胤先南平诸国，皆是应时而动。《资治通鉴》有言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时势如潮，战略须随水而变。

契丹之患：燕云十六州的致命威胁

契丹非游牧之蛮，自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后，其冶铁、制器之技大进，骑兵如虎添翼。辽国非金国之短命，自唐末崛起，至五代末已成铁桶之势。柴荣三攻南唐之际，南唐暗通辽国，欲行“南北夹击”，此即契丹“大陆均衡”之策——如当年英吉利之于欧洲，阻中原一统以自保。

柴荣本欲“先南后北”，然辽国主动挑衅，后周被迫北伐。时辽穆宗耶律璟昏暴如“睡王”，听信术士，杀人取胆炼丹，国政大乱。柴荣察此天时，方敢挥师北上。《史记》载：“时不可失，机不再来。”柴荣正是借吕洞宾点化人心之喻——“机先者胜，迟则失之”，于辽国衰微时反攻，三关、涿州望风归附。

“燕然未勒归无计，羌管悠悠霜满地。”范仲淹此句，恰可映照柴荣之急。北伐虽未克太原，然已令契丹震惧，为后周扫清隐患。若柴荣未先制契丹，南方诸国或成辽国附庸，后周将陷两面受敌之危。

南征之利：得国不正的务实之策

赵匡胤陈桥兵变得位，需先平内乱：收编军中旧部，安抚反对派，巩固中央集权。《国史大纲》云：“内安则外固，本立而道生。”其“先南后北”非战略失误，实为治国之需。南唐、后蜀等国经济富庶而军力孱弱，先取之可聚粮秣、壮国力。

赵匡胤南征时，未废“先易后难”之策。他更以“杯酒释兵权”稳军心，以“强干弱枝”防藩镇。张三丰曾言：“道法自然，顺势而为。”赵匡胤之谋，恰似道家“无为而治”——先定内，再图外。其后北伐，非因战略优劣，实因时机成熟。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苏轼此词，暗合时势流转。柴荣北伐，如江流奔涌，直击要害；赵匡胤南征，如江河蓄势，徐徐而进。二者皆未错，唯时不同：柴荣时，契丹如虎在侧；赵匡胤时，南方如案上之肉。

后世言宋亡于“先南后北”，实为倒果为因。女真、蒙古之亡宋，非因战略，实因国力衰微。柴荣若未早伐契丹，燕云失守，则北疆无险可守；赵匡胤若未先平南，内乱未息，何来北伐之力？

道家有言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战略亦如此，非争强，而在顺势。柴荣先北，如水破山；赵匡胤先南，如水聚谷。二者皆得“道”中之妙，岂可一言定优劣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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