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鞅变法之后出现的变法，为什么都没有成功

商鞅变法之后的诸多变法之所以未能成功，根本原因在于：后世变法者既无秦孝公那般破釜沉舟的君主支持，又缺乏商鞅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决绝气魄，更被前车之覆所震慑，终难成其事。

一、商鞅之功与商鞅之祸

战国之初，秦偏处西陲，国弱民疲，几为魏所吞。秦孝公嬴渠梁继位，痛感国势日衰，乃下《求贤令》，广纳天下奇才。卫人公孙鞅（即商鞅）自魏入秦，以富国强兵之策动孝公之心。二人一见如故，遂行变法。

史载：“徙木立信，刑及太子傅。”商鞅执法如山，不避权贵，公子虔劓鼻，贵族震栗。十九年间，秦由“诸侯卑秦”转为“虎狼之国”，魏割河西以求和，六国侧目。此诚如《韩非子》所言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，而商君以猛火煎之，虽焦而不失其味。”

然功成之日，亦是祸起之时。孝公一殁，旧族反扑，商鞅车裂于市。其法存而其身灭，恰似吕洞宾点石成金，金成而仙踪已杳——世人只见金光耀眼，却忘了炼丹炉中焚身之苦。

二、后世变法之困局

商鞅之死，实为千载寒蝉效应之始。自秦至宋，凡欲更张者，未举事而先思五马分尸之惨。王安石变法，虽得神宗倚重，然朝中司马光辈以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相抗，实则心惧商鞅之覆辙；张居正柄政十年，考成法振颓纲，一条鞭清赋税，然万历亲政即抄其家，削其爵，新政尽废——非不知其利，实畏其危也。

及至戊戌，康梁倡新学，光绪锐意维新，然百日而败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。谭嗣同临刑叹曰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。”此语悲壮，却道出千年痼疾：变法若无君主生死相托、制度刚性护持，终为沙上之塔。

究其根本，商鞅变法之成功，不在条文之密，而在君臣同心、法令如一。后世变法者，或恃君宠而无根基，或循名而忘实，更兼儒术独尊之后，“安分守己”成士人圭臬。孔子云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，董仲舒倡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道家虽讲“反者道之动”，然庙堂之上，唯见因循守旧之风日炽。

昔张三丰隐武当，见溪水穿石，喟然曰：“柔可克刚，缓能济急。”变法亦如是，商鞅以刚猛速成，后人若只效其形而忘其神，又无孝公之定力，则刚极易折。王安石诗云：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然若君不在高，臣独登峰，终为浮云所没。

故曰：变法之难，非难于谋，而难于势；非难于法，而难于人。商鞅之后，再无商鞅，亦再无秦孝公。此非天不佑中华，实乃历史之重负，压弯了后来者的脊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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