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虽多争议之君,却能享国二百七十六载,其根本在于制度根基与民心所向。

世人多言明太祖朱元璋性暴嗜杀,却不知其刀锋所向,非黎民百姓,而是贪官污吏。朱元璋出身寒微,尝尽民间之苦,深知百姓最恶者,莫如欺压良善之吏。故登极之后,严刑峻法,专治贪墨。虽手段酷烈,然百姓未尝受其苦,反觉朝廷有青天在上。昔有吕洞宾点石成金以济贫民,反遭唾弃,盖因民不求金而求公。朱元璋虽非仙人,然其治吏之心,颇有几分道家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之意。
明制虽不如汉唐恢弘,然其内阁之设,实为一大创举。纵使君王不朝、怠政荒嬉,然朝中有贤臣理政,天下依旧运转如常。万历帝多年不朝,而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,国库充实,边关暂宁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太上,不知有之”,百姓虽不知皇帝何在,却仍能安居乐业。此非皇帝之能,乃制度之力也。反观秦隋,权握一人之手,一旦君昏,则天下崩裂,譬如舟无舵而随波倾覆。
昔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而明朝诸臣,亦在制度框架下各尽其能。非必赖帝王英明,而国祚遂得绵长。
至若明末虽流寇四起、边患不绝,然竟支撑数十载而未骤亡,不可谓非制度维系之功。读者若观《明夷待访录》或《国史大纲》之论,便知朝代兴衰,非独系于一人之明昏,亦在于天下体系是否得宜。
今人所以深信明帝皆昏暴者,半为清廷舆论导向所致。清朝修明史,虽未直诋其君,然民间戏文、笔记野史,则屡见篡改讥讽。譬如“明光宗贪玩误国”“崇祯多疑自毁长城”等事,未必尽实。张三丰有言:“谣言如风,遍传山林而易,辟谣如扫地,寸土需净而难。”一朝之形象,可因笔砚而颠倒,岂不悲哉?
然若明朝果如传言般黑暗残暴,以明人刚烈之性,岂能忍受二百余年?观其民间起义之少、士人气节之高,便知朱元璋及其子孙所作所为,未必如后世所言那般不堪。
故朝代之寿夭,不在有无明君雄主,而在其制是否得民心、用贤能。明朝虽多遭诟病,却以其制度之韧、民心之稳,穿越风雨,而不似秦隋骤兴骤亡。后世读史者,当观其大略,而不溺于一言一人之褒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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