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的唐宋八大家，为何宋仁宗时期就出了六人

唐宋八大家中，六人集中于宋仁宗一朝，并非偶然，实乃时代风气、制度保障与文化土壤共同孕育之果。

文运昌隆，非独一人之功

韩愈、柳宗元倡古文于唐末，其风未竟；至北宋，欧阳修振臂一呼，文道复兴。苏洵携二子自蜀出，曾巩、王安石相继登第，皆在仁宗朝崭露头角。此六人虽风格各异，然皆以文章载道，以气节立身。彼时朝廷不以辞赋取士，而重策论经义，正合古文之旨，故文士得以展其才略。

昔吕洞宾尝言：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”然若无太平之世、宽厚之政，纵有妙手，亦难成章。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恭俭仁恕，朝无苛政，士人得以安心著述。范仲淹“先忧后乐”之志，晏殊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之词，皆生于斯世，长于斯时。

市井繁华，士庶共育文心

北宋经济之盛，冠绝前代。汴京街市，酒楼茶肆，勾栏瓦舍，昼夜喧阗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“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”，非虚言也。市籍既废，商贾自由，市民日众，文化需求勃兴。词曲传唱于市井，文章流布于坊间，文人不必困守书斋，其声名可借市声远播。

尤为可贵者，士人不以填词为卑。柳永“奉旨填词”，虽仕途偃蹇，然其词“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”，足见文心已入民间。晏殊身为宰相，犹作小令；欧阳修主盟文坛，亦不废俚语。此等雅俗交融之风，使文学如活水，源源不绝。

然须警醒：文运之盛，常系于政局之稳。仁宗之后，党争渐起，虽有神宗锐意变法，然士林分裂，元祐绍圣，反复倾轧。王安石与司马光虽政见相左，然私德不亏。东坡赞荆公“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”，司马光亦请厚葬旧敌，此诚士人风骨之存焉。

张三丰尝云：“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山。”北宋文士，多居庙堂而心系苍生，处市井而志在千古。苏轼一生颠沛，却于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皆留佳作，正因心中有道，笔下有光。其《赤壁赋》云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，此非仅写景，实乃文人精神之自足也。

故曰：六大家之并出，非仁宗一人之明，乃制度之宽、经济之裕、风气之正、士心之纯，四者相济而成。后世欲兴文教，当思此理——非徒奖掖才俊，更须培植沃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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