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本来可以抵御蒙古的,最后却因为内部原因导致灭亡

南宋本可御蒙，何以自毁长城？

南宋之亡，并非败于蒙古铁骑之强，实毁于庙堂之私、将帅之隙与朝纲之弛。若三道防线得人守之，国祚或可延数十载。

宋室南渡之后，虽失中原，然江南膏腴之地，商贾辐辏，百工竞巧，实为天下富庶之极。然富而不强，犹若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士卒久不习战，兵甲朽钝；将帅互争权势，政令不通。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：“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”南宋未败于敌，先败于己。

昔吕洞宾尝游岳阳，见渔人争利相斗，叹曰：“外物扰心，内贼难防。”南宋之患，正在于“内贼”——非盗寇也，乃朝中贪佞、妒贤嫉能之徒。譬如广西守将李曾伯，依孟珙之策，筑垒扼险，屡挫蒙军。然因忤权贵，竟遭罢黜。防线无人统御，遂为敌所乘。此非天意，实人祸也。

三道防线：天险可凭，人心难恃

孟珙者，南宋良将也。其深知蒙古必取迂回之策，故首议于广西设防，阻敌自大理入蜀之路。继而余玠镇四川，徙民上山，依山为城，据险筑垒，使蒙军骑兵不得驰骋。此策行之数年，川蜀俨然铜墙铁壁。蒙古铁骑横扫欧亚，至此却步，非力不足，乃地不利、人不和也。

然朝廷之中，贾似道擅权，忌功臣如仇。余玠忧愤而卒，其部将多被贬斥。更有守将惧祸，竟献城降敌。昔日坚城，反成破国之门。此正如张三丰所警：“外魔易伏，心魔难除。”南宋之“心魔”，即在庙堂之上。

第三策，乃重镇襄阳。孟珙收复后，储粮积械，缮甲练兵，使其成为北面屏障。襄阳若固，则江汉可守，临安可安。然后期守将庸懦，调度失宜，终致城陷。文天祥后来悲歌：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”此非天命，实人事之失也。

观南宋抗蒙四十余年，远超金、夏、花剌子模诸国，非因其兵精，而在其地利与部分将帅之忠勇。然一国之存亡，不在一时之胜败，而在制度之清明、人心之向背。当权者若只顾私利，纵有千山万水之险，亦难挡一纸降书。

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；南宋御敌，亦曾有策。然策虽妙，行之在人。人若不正，策反为祸。古语云：“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。”南宋之亡，非亡于蒙古，实亡于自己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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