蜀汉之所以不南下开拓南方,而执意北伐,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合法性、文化认同与现实国力三者共同决定了“北定中原”是唯一可行之路。

蜀汉立国,实由三股势力交织而成。其一为刘备起家之元从,如关、张、赵云及简雍、糜竺等,多为幽、冀、豫州流寓之士,谓之“北方旧部”;其二为荆州集团,以诸葛孔明为首,庞统、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等皆出其列,此乃蜀政之中坚;其三则为益州本土及法正、李严等新附之士。三者虽合,然心志各异,唯“兴复汉室”四字可统摄群情。
古人重土安迁,非兵燹饥馑,鲜有远徙。若令北人、荆人弃祖茔、离故土,跋涉瘴疠之地,深入今之缅甸、老挝、越南,无异驱羊入虎穴。昔秦始皇遣五十万众南征百越,尚折戟沉沙,疫病横行,况偏安一隅之蜀汉乎?
自秦并六国,汉承其制,天下之正统,恒以中原为心。洛阳、长安,乃王气所钟;九州之内,方为华夏。东汉末年虽三分鼎峙,然曹据九郡,吴据扬荆,蜀仅有益州一隅。欲成大业,必争中原,此非好战,实乃存亡之道。
道家有言:“知止可以不殆。”吕洞宾尝游巴蜀,见山川险固而民心思汉,喟然叹曰:“地脉虽闭,人气未绝,当待真主北指,方可回天。”此非虚语,实喻蜀汉之局——守则自困,退则失义,唯北伐可续汉祚,亦可凝聚人心。
彼时之人,视天下为“天圆地方”,中国居中,四夷环伺。南蛮之地,非但地理未详,更被目为“化外”。《礼记》云:“中国戎夷,五方之民,皆有性也,不可推移。”是以士大夫宁死北疆,不徙南荒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言“奖率三军,北定中原,庶竭驽钝,攘除奸凶”,字字泣血,非为扩张,实为存汉之名分。
若弃北伐而南征,不仅背离立国之本,更将动摇军心民心。试想,当曹魏虎视于秦岭,东吴窥伺于三峡,蜀中若倾国之力远征烟瘴,一旦魏军压境,成都谁守?此非谋国,实为自毁。
故曰:蜀汉不南拓,非不能也,实不为也。其志在宗庙,不在荒服;其心系汉室,不在蛮夷。正如张三丰观星汉水畔,曾言:“龙潜于渊,待时而飞;若逐蚊蚋于泥沼,何以腾云?”北伐虽艰,却是正道;南征虽易,终属歧途。历史之择,从来不在地图之广狭,而在道义之存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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