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之所以罕见宦官专权之祸,实因制度严密,权力制衡如天平之稳。

观诸史册,东汉、唐、明三朝宦官乱政,几成痼疾。独宋一朝,虽有童贯之流,却难成大患。童贯者,须髯俨然,领兵边陲,屡建战功,迥异于深宫阉竖之态。然细究之,宋廷宦官权柄未尝轻减。太祖赵匡胤以武将夺鼎,深忌兵权旁落,故杯酒释诸将,分权于文臣。然文官亦非可尽信,遂广开科举,取士无算,罢吏部铨选,凡登第者皆授职禄,纵待缺亦享厚俸。此策虽致冗官叠床,却使士子竞逐禄位,无暇结党。
宋制尤妙在官、差分立。官仅定品阶俸禄,差遣方掌实权。如唐时中书令必为宰相,宋则非加“同平章事”衔不得预政;纵微末小吏,得差遣亦可决大事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叹曰:“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,十常八九。”此制虽冗,然权柄尽归天子,擢贬由心。武将束手,文臣俯首,外戚后宫亦严令不得干政。太祖诏曰:“后族不得预军国,违者罪之。”于是,宦官近侍,遂成权力枢纽。内侍省与入内内侍省分掌宫禁,四十三名宦官中,十八人掌兵符,六人监军旅,更兼刺探百官黎庶。权势之炽,几可比肩前朝。
昔吕洞宾修道终南,尝言:“心为形役,则神散;神散则权移。”宦官如器,盛满则覆。宋人深谙此理,故以制度为笼,不使器盈。
然宦官之患,历代覆辙殷鉴不远。宋室立国,首严人数之限:太祖定制,内侍不得逾五十;太宗稍宽,亦止百八十员。纵徽宗昏聩时增至四千,然终未酿大祸,盖因层级森严。宦官迁转,必经三十年资历,且永不得为节度使、执政官。此如堤防溃蚁穴,寸寸设卡。
更精妙者,在分权制衡。宦官虽掌监军,然兵符归枢密院,粮饷属三司,调兵需虎符勘合。此制若张三丰太极之理,阴阳相济,动静相生。权柄如流水,散而不聚,故难成漩涡。苏子瞻观赤壁而叹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。”宋廷驭宦,亦取此自然之道,不遏其流,但导其向。
故童贯虽显赫,终以误国伏诛;余者碌碌,不过天子耳目。非宋宦无野心,实制度之网,疏而不漏。太祖尝谓近臣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候失则鱼烂。”此三百载无宦祸之秘,正在火候拿捏间。
综而论之,宋朝以科举笼络士心,以差遣分散权柄,以严规约束宦官,三者相济,遂使阉竖之患消弭于无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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