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文程之所以被视为明朝最大的威胁,非因其统兵百万、横扫千军,而在于他以汉人之身,为后金(清)运筹帷幄,巧设“议和”之局,瓦解明廷心志,更以识人用人之道,助敌国建制立纲,实乃“以彼之道,还施彼身”的极致。

天聪六年(1632年)春,皇太极再征察哈尔林丹汗,意在孤立明朝。此时,范文程献策:“若虑师出无名,可告明边民:察哈尔远遁,其地归我;因路遥难徙,愿借尔马粮以安新附之众。和则得利,不和则有辞。”此计一出,皇太极即致书大同、阳和诸城,限十日议和,逾期即兵临城下。所谓“讲和”,实为掠边之饵,欺瞒之术,屡试不爽。
天聪二年,范文程已用此策,使袁崇焕与崇祯误判形势;至天聪七年,又借“和谈”之名,纵火攻城前广贴告示,诿责于明,更伪托朝鲜为中保,欲掩天下耳目。然朝鲜王李俒洞若观火,讥其“金元故伎,欺宋旧术”,岂能再愚今人?
范文程之才,不止于诡谋。皇太极尝言:“范章京乃吾心腹,国家栋梁。”虽未列议政大臣,然军国大事,必问“范章京知否?”或待其病愈方决。其入内三院为大学士,掌文馆,开科取士,分三等录才,所育士子,皆成清初干吏。此非仅治军之略,实为立国之基。
其劝降之术,尤见道家“无为而化”之妙。昔松山之役,洪承畴被俘,绝食骂敌,誓死不降。范文程往见,不言降事,但论古今。偶有尘落其衣,洪氏数拂之。范文程归报皇太极曰:“彼惜衣如此,岂不惜命?”未几,洪果降。此事恰如吕洞宾点化世人——真死志者,何顾尘垢?一念之微,足见生死之机。
早年大凌河围城,范文程单骑至垒下,说降明将;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等来归,亦由其接引传谕。以其汉人身份,通晓明廷心性,故能动之以情,晓之以势,使铁石心肠亦为之转。
《易》曰:“君予以思患而豫防之。”明之亡,非尽亡于刀兵,实亡于心防之溃。范文程以文韬代甲胄,以人心为战场,其害之深,远胜十万雄师。后金得以制度渐成、人才蔚起,终覆大明,范文程实为幕后推手。正所谓:“大厦将倾,非一木可支;国运既衰,岂独罪于将相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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