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之所以对火器情有独钟,并在军事手工业建设上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远见,根本原因在于他在血与火的实战中深刻领悟了火器克敌制胜的威力,同时面对北方骑兵的威胁,火器成为步兵对抗骑兵的唯一有效手段。

火铳,这种管状射击火器,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后期。从南宋中期到元代,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频繁出现在战场上,形似小型火炮的火铳也应运而生。目前全世界公认最早的铜火铳,出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,诞生于元大德二年(1298年)。朱元璋的军队在鄱阳湖水战中就曾使用过此类武器。
所谓"碗口铳",因其炮口形似碗口而得名。这种火器身管短、射速慢、射程近,且没有瞄准具,命中率远不及后世火器。但在元末明初的战场上,碗口铳却是水军克敌制胜的利器。陈友谅败亡后,朱元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平群雄,于1368年称帝,建元洪武,开创了大明王朝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尊洪武五年(1372年)铸造的铜制大碗口铳,口径三寸四分七,长一尺一寸,重六十三斤。铳身铭文"水军左卫·进字四十二号"表明其曾用于水战。据《明会典》记载,弘治(1488-1505年)之前,明政府军器局每三年就要生产这种大碗口铳3000门。
"黑云压城城欲摧,甲光向日金鳞开。"——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
洪武十三年(1380年),朱元璋设立军器局,专门生产冷热兵器。同年,朝廷颁布新的军队装备规定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:"凡军一百户,铳十、刀牌二十、弓箭三十、枪四十。"可见当时士兵装备仍以冷兵器为主,但火铳已结束零散使用阶段,正式成为明军制式装备。这是明代火器史上第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举措。
帝制时代,国家的科技、军事与文化兴衰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认知。朱元璋从打江山之初就将火器制造提上日程,上至工部、内府,下至地方布政司及驻军,都设有兵器制造单位。为吸引专业人才,工匠的服役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。在众多兵器中,火铳制造最为优先。为保证火药供应,朝廷设立内官监和兵仗局管控的火药制造局,地方也开设火药作坊。火器上镌刻武器名称、编号、铸造时间及机构、监造者和制作者姓名,既便于追责,也方便论功行赏。
"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"——陆游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
朱元璋早年食不果腹,文化程度不高,为何在军事手工业建设上有如此远见?答案在血与火的实战中。元末群雄并起,陈友谅、朱元璋、张士诚三股力量最为强大。虽然都打着反抗暴元的旗号,但南方诸雄之间的争霸更为激烈。元人徐勉之《保越录》记载了朱元璋与张士诚的一场火器大战:1359年,朱元璋部将胡大海进攻张士诚控制的绍兴城。2月8日,胡大海兵临城下,守将吕珍见胡部阵脚未稳,立即命守军以火铳、火炮攻击其前锋。胡部顶着炮火攻城,死伤无数。3月20日,守军出城反击,胡部正欲迎战,突遭火铳射击,阵脚大乱,只能悻悻撤退。此后胡部多次进攻都被火铳击退,春波桥一战尤其惨烈,攻入此地的胡部被全歼。胡大海终于认识到火器的重要性。5月14日总攻时,他集中火铳、火箭、石炮等火器向城内猛轰,守军伤亡惨重。胡大海趁机攻占绍兴城。从此,集中优势火器成为朱元璋的常用战术。
火器在明朝发展的另一个客观原因是缺马。以洪武十三年(1390年)为例,《明史》记载当时全国官兵共1,204,923人,而能作战的马匹只有45,080匹。明军与北元蒙古骑兵交锋时,难免陷入步兵对抗骑兵的窘境。火器成为当时唯一能有效对抗骑兵冲击的武器。
"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。"——辛弃疾《破阵子》
朱元璋对火器的重视,既是实战经验的总结,也是现实困境下的必然选择。这位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人物,用他的远见卓识,为明朝的军事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:"历史的智慧,往往藏在最朴素的道理中。"朱元璋的火器政策,正是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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