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的“不良人”是唐代基层官衙中专司侦缉逮捕、维护治安的官差,职能类似现代捕快,却因出身“有恶迹者”而地位低下,三代以内不得参加科考为官——这看似荒诞的设定,背后藏着历史的辛酸与智慧。

话说去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热播,张小敬的“不良帅”形象让这冷门职位火出圈。可你道为何叫“不良”?清朝梁章钜《称谓录》一语道破:“缉事番役,在唐称为不良人。” 更早的《唐五代语言词典》补充道:“唐代官府征用有恶迹者充任侦缉逮捕的小吏,称为‘不良’,俗又呼‘不良脊烂’。” 说白了,这些“不良人”就是官府从地方上招安的“古惑仔”——地头蛇、三教九流都沾边,熟悉黑市暗巷,抓逃犯破案子倒是一把好手。正因这“特殊技能”,他们被编入基层官衙卖命,却始终抬不起头:唐代律法白纸黑字规定,凡家有不良人者,子孙三代禁考科举。这规矩狠得扎心,等于把人钉在“贱籍”上,永世难翻身!
为何非得用“有前科者”?道理很简单。这些地头蛇人脉广、路子野,江湖气息浓,对付亡命徒反而得心应手。杜甫那首《石壕吏》早有影子:“暮投石壕村,有吏夜捉人。吏呼一何怒!妇啼一何苦!” 诗中“夜捉人”的“吏”,十有八九就是不良人——他们专挑半夜行动,凶神恶煞,百姓见了躲着走。南怀瑾先生常叹:“以恶制恶,是乱世的无奈,亦是治世的警钟。” 唐朝用这群“污点人士”维稳,恰似饮鸩止渴:短期高效,长期却埋下信任危机。
至于“不良”二字,绝非空穴来风。史载唐玄宗时,权相李林甫斗倒政敌李适之,转头向皇帝举荐酷吏吉温。玄宗一听名字就皱眉:“吉温?可是个不良人?” 李林甫忙应和:“正是。”按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五记,玄宗本疑其品性,却拗不过李林甫力荐,最终仍任用吉温。此事妙在:玄宗称“不良人”时,非斥其“不能用”,反显这身份已是朝野共识——连天子都默认“不良人”是底层差役的代名词,社会偏见之深,可见一斑!
这般“出身论”延续百年,难怪百姓唾弃不良人。可细想又觉悲凉:他们替朝廷卖命,却背负祖宗骂名。试问杜甫笔下“吏呼一何怒”的差役,何尝不是被逼成恶人的可怜虫?历史最讽刺处,恰是制度把人推入泥潭,再踩上一脚说“你本不良”。 不得不叹:唐朝三代禁令下,多少治世能臣胎死腹中?正如王维诗云: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 若给“不良人”后代一线生机,焉知不会出个魏徵再兴盛世?
说到底,“不良人”是大唐光鲜表皮下的暗疮。他们用江湖手段守长安烟火,自己却永坠黑暗——这职位照见的,从来不是人性之“不良”,而是制度之“不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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