竹林七贤的“怪”,并非超凡脱俗的仙气,而是身处乱世的文人,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,用放浪形骸掩盖内心挣扎、怯懦与算计的生存之道。

说起魏晋风流,“竹林七贤”这道风景线,实在是独特,甚至透着一股子诡异。大伙儿总觉得,这七位爷的种种怪诞行为,是对司马家族黑暗统治的骨气反抗,是精神上的不合作。这话对,但也不全对。历史的吊诡与人性的复杂,往往就藏在这“不全对”里头。
在七贤里头,嵇康的形象无疑是最光辉的,铁骨铮铮,宁折不弯。而那个一心想做官的山涛,相比之下,似乎就黯淡了许多,甚至有点负面。可偏偏,这俩人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哥们儿。嵇康闹着要绝交,一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写得是惊天动地,可临刑前,他却拉着儿女的手说:“巨源在,汝不孤。”有山涛在,你们就不会成为孤儿。这又是何等的讽刺?在嵇康心里,这个他公开决裂的“俗吏”,竟是唯一能托付身家性命的真朋友。
咱们再来掰扯掰扯他俩的人生路。说白了,山涛的活法,在那种世道里,其实更实用,也更智慧。他虽热衷功名,却为官清正,能在那污泥浊水的官场里给自己洗出一片干净地儿。有个叫袁毅的县令,送了他一百斤上好的丝。山涛心里跟明镜似的,这货肯定不止送了我一家。当场举报,就得罪一大票同僚,往后没法混了。于是他先收下,搁在那儿不动。后来袁毅东窗事发,把行贿名单全招了,山涛这才把那百斤丝拿出来上交。丝上落满了灰,但当初的封印完好如初。你看,乱世之中,
保全自己,才能图谋将来,这点上,山涛做得漂亮极了。
反观嵇康,他选择了彻底的不合作,一条道走到黑。他的死,表面看是司马氏容不下他,但直接导火索,却是一桩桃色丑闻。他朋友吕巽,这厮心如蛇蝎,看上了弟弟吕安的老婆,找机会给玷污了。吕安要告官,天经地义。可嵇康这老好人,居然出面调停,劝吕安为了家门颜面,忍了这口气。结果呢?吕巽反咬一口,诬告吕安不孝。嵇康这下又急了,跑出来为吕安作证,正好被司马氏抓了个把柄,人头落地。嵇康的死,是迟早的事,但以这么一地鸡毛的方式开场,实在有损他“精神丰碑”的形象。从这事儿就能看出,嵇康是个值得尊敬的艺术家,却不是个能干大事的政治家。他的傲骨,价值在于为后世读书人立了个榜样,仅此而已。
七贤之中,活得最憋屈的,当属阮籍。他不想跟司马氏掺和,可又架不住人家的威逼利诱,只好出来做官。他想学刘伶,天天喝酒,装疯卖傻,躲进小楼成一统。可最后呢?司马昭要当晋王,那篇劝进的表文,还得他来写。这一下,名士的底裤都快被扒干净了。阮籍的一生,就是想叛逆又惜命,看似潇洒,实则窝囊,啥也没干成。他代表了七贤里的大多数,也代表了后世无数文人的困境。
正如阮籍自己在诗里写的:“夜中不能寐,起坐弹鸣琴。”这寥寥十字,道尽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。琴声里没有旷达,只有无尽的悲凉。
至于王戎,那更是七贤里的一个“异类”——他极其贪财。当荆州刺史的时候,动用公家的人手给自己盖房子,结果被撸了官。山涛当官两袖清风,王戎最后却成了京城首屈一指的大富豪。有人替他辩解,说他这是“自污”,故意让司马氏看不起他,好保全性命。这话听着有理,可
他自污是自保了,可老百姓就得供养这么个大贪官,这笔账又怎么算?
这种自污的把戏,当事人得实惠,后世不少文人还乐此不疲地效仿,实在是可笑又可悲。说到底,竹林七贤这面镜子,照出的是中国文人千百年来的一些老毛病。总想着特立独行,标榜风骨,可真到了风口浪尖,要么是勇气不够,要么是能力不足。那些看似潇洒的怪诞举动,有时候不过是一块遮羞布,遮住的,恰恰是内心的那份怯懦与无奈罢了。
历史从不简单,人性更是幽深。当我们拨开“风流”与“叛逆”的迷雾,看到的或许才更接近真实——一群在乱世中努力活下去,并试图寻找一丝尊严的普通人。他们的“怪”,正是那个时代在他们身上刻下的最深刻的烙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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