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帝为什么没能守住大明的江山?非不为也,是不能也,更是他那颗“王者之心”,配上了一双“青铜之手”,越努力,错得越离谱。

话说这崇祯皇帝,本来在信王府里当他的小王爷,日子过得也算安稳。谁知天降皇位,砸在了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头上。他接手的大明,可不是什么盛世江山,而是一个千疮百孔、风雨飘摇的烂摊子。但崇祯这人,骨子里是想干事的,他勤勤恳懇,宵衣旰食,一心想把这艘破船给补好了,开下去。
继位之初,他确实露了一手“王者”风范。少年天子,雷霆手段,三下五除二就把权倾朝野的“九千岁”魏忠贤和他的阉党集团给连根拔起,朝纲为之一振。可这世界上的事儿,就是这么拧巴。魏忠贤这头恶虎是打死了,但另一头猛兽——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,却因此失去了制衡,开始疯狂膨胀,尾大不掉。崇祯本想清除了阉党,自己就能乾纲独断,结果发现,这帮文官比宦官更难对付。他就像一个“黄铜”选手,非要指挥一群“白银”选手打王者局,既要掌控全场,又看不出局势,稍纵即逝的战机和金玉良言,就在他的猜忌和刚愎自用中,白白溜走了。
崇祯这人,有点“轴”。老祖宗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”的祖训,他记得死死的,这份骨气,确实没得说。可成大事者,讲究的是“经权之道”,既要守住原则,也要懂得变通。大明开国,本就有南京、北京两京,南迁本是留得青山在的万全之策。
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势如破竹,从陕西一路打到北京城下时,摆在崇祯面前最现实的一条路,就是迁都南京。南京城,宫殿、官署一应俱全,完全可以作为复兴的基地。历史上,周、汉、宋都曾有过东西、南北之分,迁都并非亡国,而是战略转移。可崇祯呢?他想迁,却又拉不下脸,想让大臣们提出来,自己好“顺应民意”。结果满朝文武,个个都是人精,谁也不愿背这个“劝皇帝跑路”的黑锅。最后,崇祯气得直跳脚,甩出那句千古名言:“朕非亡国之君,诸臣尽为亡国之臣!” 就这么一个绝佳的翻身机会,在君臣的推诿和虚荣中,彻底泡汤了。
除了内部的农民军,关外的满清更是心腹大患。当时,大臣徐光启提出了一个堪称“降维打击”的方案:雇佣葡萄牙人的火铳兵,用他们的先进火器和战术来武装明军。这事儿,一开始还真成了。葡萄牙来的炮师和火炮,威力惊人,在战场上让八旗子弟吃足了苦头。徐光启大喜过望,再次请求葡萄牙增援,对方也很够意思,又派来一支精锐部队,在与后金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出色。
于是,一个宏伟的计划诞生了:让葡萄牙人当教官,训练一支属于大明自己的“无敌火铳军”。如果这支军队建成,别说李自成,就是皇太极来了也得掂量掂量。可历史偏偏喜欢开玩笑。公元1632年,明军将领孔有德发动“吴桥兵变”,这支正在训练中的精锐部队,连同那些葡萄牙教官,被孔有德打得死的死、伤的伤,最后连人带装备,被孔有德打包送给了清军。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?这简直是亲手给对手递上了屠刀。
徐光启不死心,想再从葡萄牙拉一波赞助,人家也答应了。可这时候,崇祯的“多疑”毛病又犯了。他听信保守派大臣的谗言,觉得葡萄牙人这么帮忙,肯定没安好心,担心“请神容易送神难”,引狼入室。于是,他大手一挥,拒绝了。他乐观地估计了形势,放弃了这最后一个可能依靠“外援”扭转战局的机会。
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 苏轼的这句词,道尽了历史的无情。崇祯的悲剧,固然有其个人性格的致命缺陷,但更是历史大势所趋。他接手的大明,早已病入膏肓,财政破产,天灾人祸,内外交困。
他或许是个勤勉的皇帝,每天只睡几个小时,事必躬亲。但他终究只是一个“守成之君”,却被推上了“救世之主”的位置。让他去处理如此盘根错节的矛盾,做出力挽狂澜的决策,实在是难为他了。所谓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当米缸底都朝天了,再巧的媳妇,也变不出一顿饱饭来。崇祯吊死在煤山那棵槐树上时,心中或许充满了不甘与愤懑,但他不明白,有些历史的洪流,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就能挡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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