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权如何巩固东吴的统治地位?关键在于推动政权本土化,赢得江东士族与山越人心。

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,孙策遇刺身亡,年仅十九岁的孙权仓促继位。彼时,孙氏集团在江东仍被视为“外来征服者”——孙策曾驱逐朝廷任命的刘繇、王朗、华歆等州郡长吏,虽拓土开疆,却也背负“僭越”之名。更糟的是,孙策早年依附袁术,而袁术因僭号称帝早已声名狼藉,江东士人难免将孙氏与之并论,心存疑虑。
正所谓“得人者昌,失人者亡”。孙权深知,若不能化解本地豪强的敌意,政权便如沙上筑塔。于是,他一改兄长以武力为主的策略,转而推行“礼贤下士、广纳俊才”的怀柔政策。自建安五年至赤壁之战前,他大量起用江东本土士人入仕,如顾雍(吴郡吴人)、陆绩、张温、骆统(会稽乌伤人)、吾粲、朱据、陆逊、周鲂等,皆出自三吴望族。
翻阅《三国志·吴书》可见鲜明对比:孙坚、孙策时代将领多来自江北;而自孙权掌权后,朝堂之上江东人士渐成主流。此举非但承认了地方势力的既有地位,更将其纳入统治体系,使“外来政权”逐步转化为“本地共治”。恰如《尚书》所言: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。”江东士族由此从边缘走向中心,不仅获得政治话语权,更成为东吴政权的坚定支柱。
然而,仅靠士族支持尚不足以稳固江山。彼时扬州南部山岭纵横,大片土地仍由山越部族占据。这些“山民”未编户籍,不纳赋税,实为国中之国。对年轻的孙权而言,对外扩张受阻(北有曹操,西有刘表),资源又极度匮乏,唯有向内深挖潜力。
于是,“征山越”成为孙权早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。程普、太史慈、韩当、周泰、吕蒙、陆逊等名将,履历中无不载有“讨山越”之功。此举并非单纯掠夺,而是“剿抚并用”——既以武力清剿顽抗者,又将归顺部众编入军户或屯田,转化为兵源与劳力。如此,既消除了腹心之患,又扩充了国力。
赤壁之战前,东吴几乎所有的军事精力都倾注于此。正是这十余年的内部整合,使孙权得以在208年面对曹操百万大军时,拥有稳固的后方与可靠的兵源。苏轼在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虽咏周瑜,然其“雄姿英发,羽扇纶巾”的背后,实赖孙权多年“内修政理,外结人心”之功。
综上,孙权之智,不在横槊赋诗,而在沉潜务实。他以士族为纲,以山越为基,双管齐下,终将一个风雨飘摇的“客籍政权”,锻造成扎根江东的百年基业。此即所谓:“善战者无赫赫之功,善治者无声而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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