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读书有用论”这一观点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观点

“读书有用论”并非自古就有，而是在春秋战国私学兴起、平民获得受教育权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社会共识。

一、从“学在官府”到“士人崛起”：读书为何开始有用

在西周时期，教育是贵族的专属特权，所谓“学在官府”，普通百姓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，更遑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彼时谈“读书有用”，无异于对盲人说色彩——既无可能，也无意义。

然而到了春秋战国，礼崩乐坏，世卿世禄制度瓦解，贵族阶层失序，文化资源从庙堂流入民间。私学勃兴，诸子百家竞相授徒，底层士人终于有了“登龙门”的阶梯。正是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，“读书有用论”悄然萌芽。

《吕氏春秋·尊师》记载了六个出身卑微之人：子张本是鲁国乡野之民，颜涿聚曾为梁父大盗，段干木原是晋国市侩……他们皆因向孔子、墨子等大师求学，最终“非徒免于刑戮死辱，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”。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逆转，更是“读书可致显达”的实证。正如苏轼在《和董传留别》中所咏：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——腹有诗书，不仅养气，更能改命。

二、汉代经学：读书=做官的黄金通道

如果说春秋战国是“读书有用论”的萌芽期，那么汉代则是其制度化、功利化的高峰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儒家经典成为通往仕途的唯一通行证。于是“士病不明经术；经术苟明，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”——这话出自大儒夏侯胜之口，意思是：只要精通经学，高官厚禄（青紫为汉代高官服饰颜色）就如同弯腰捡草芥般容易。

此语流传千年，竟演变为今日家长常挂嘴边的“不好好读书就回家种地”。殊不知，这句看似苛责的话，背后藏着的是古代寒门子弟唯一的上升通道。在没有科举、没有财富继承、没有门第依靠的时代，读书，就是那根救命稻草。

东汉桓荣的故事便是明证。他与族人桓元卿同遭饥荒，食不果腹，却仍“讲诵不息”。元卿讥讽：“但自苦气力，何时复施用乎？”——你读这些书，能当饭吃吗？桓荣默然不答。后来他官至太常，位列九卿，元卿才幡然醒悟：“我农家子，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！”——一个农夫之子，哪想到读书竟能带来如此巨利！

这不仅是桓氏一门的荣耀，更是“读书有用论”在历史长河中最生动的注脚。正如《增广贤文》所言：“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虽略显功利，却道出了千百年来无数寒门学子的真实心声。

因此，“读书有用论”的出现，绝非空穴来风，而是社会结构变动、教育权利下移、选官制度演进共同催生的历史产物。它始于春秋战国的私学浪潮，成于汉代经学的政治化，最终沉淀为中国文化中深植人心的价值信念——知识未必能许你富贵，但不读书，连改变命运的资格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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