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仁宗让范仲淹进行改革，为何又把他贬了

宋仁宗为何启用范仲淹改革，却又将他贬谪？答案很简单：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命脉，而“结党”二字，更是触碰了北宋皇权最敏感的神经。

一、改革如火，烧到谁家灶台？

公元1043年，大宋内忧外患，冗官泛滥、财政枯竭、边防不稳。宋仁宗焦头烂额之际，想起了那个曾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。没过几天，范仲淹呈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开篇便道：“历代之政，久皆有弊，弊而不救，祸乱必生。”此语如惊雷贯耳，直指时弊。

仁宗大喜，除第七条军事建议暂缓外，其余九条悉数采纳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新政核心，正是整顿吏治——这可是个烫手山芋。宋代冗官之多，史所罕见。唐代科举一次取士不过三五十人，元代六七十人，而宋代动辄四五百人。更糟的是，“门荫”制度让高官子弟不考而仕，所谓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；更有“纳粟授官”，富人捐钱便可换顶乌纱。于是，官场鱼龙混杂，庸碌者尸位素餐。

时任谏官欧阳修在郢州调研时，亲眼目睹：知州王昌运年老病重，需两人搀扶方能升堂；继任者刘依年逾七旬，耳聋眼花，竟不知当朝宰相是谁。欧阳修痛心疾首：“陛下，如此官吏，何以牧民？”

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。他在《十事》中第二条便直指“抑侥幸”——限制门荫世袭，严控恩补。更剑指宫中太监，那些仗势占据京畿要职、盘踞十余年不退的宦官，也被新政勒令三年一任，不得连任。他还派干吏明察暗访，擢贤黜贪。每见劣迹确凿，便提笔勾去其名。同僚富弼劝道：“一笔勾销容易，可他全家都在哭啊！”范仲淹凛然答曰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！”

二、动了奶酪，反噬立至

改革一旦动真格，昔日称颂“范公圣人”者，转眼便成仇雠。利益受损的官僚、宦官、勋贵迅速结盟，反扑如潮。他们先从经济入手：甘肃守臣滕子京、张亢被劾“挪用机要费”——此乃皇帝特批的机动经费，本就界限模糊。范仲淹力保二人，却被御史中丞以辞职相逼，仁宗只得再贬滕、张，新政威信顿挫。

接着是栽赃陷害。两朝老臣夏竦素忌革新，因被名士石介斥为“奸邪”，怀恨在心。他深知仁宗最惧政变，竟命通晓书法的婢女模仿石介笔迹，伪造一封密信，伪称石介劝富弼“行伊霍之事”——即废立皇帝。此信呈上，仁宗虽疑其伪，却已心生芥蒂。

最致命的一击，却是“结党”二字。北宋自太祖立国，便严禁朋党。赵匡胤曾下诏：“及第举人不得称主考为恩师，亦不得自称门生。”盖因唐末牛李党争，祸延百年，宋室视“朋党”为动摇国本之毒瘤。仁宗本人亦屡颁“戒朋党”之诏，此乃不可触碰的祖宗家法。

庆历四年四月，副相贾昌朝、夏竦等人唆使谏官上奏，诬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等“拉帮结派，排斥异己，私荐朋党”。仁宗召问：“君子亦有党乎？”范仲淹坦然答：“物以类聚，朝廷自有正邪二党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犯大忌。帝王眼中，岂容臣下自划阵营？纵是“君子之党”，亦是皇权之敌。

恰如苏轼后来在《晁错论》中所叹：“天下之患，最不可为者，名为治平无事，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范仲淹欲挽狂澜于既倒，却不知自己早已站在悬崖边缘。不久，石介病逝，夏竦竟奏请剖棺验尸，以防其“诈死潜逃”——荒诞至此，足见政敌之狠毒。仁宗虽未允，但新政已如风中残烛。

最终，范仲淹自请外放，新政草草收场。他离京那日，或许想起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中的警句：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庆历新政虽败，却为三十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埋下伏笔。而范仲淹那句“一家哭不如一路哭”，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铮铮作响，警示后人：改革之难，不在谋略，而在人心；不在制度，而在权力深处那不可触碰的禁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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