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国难当头晏殊饮酒宴客，背后到底是何用意

在国难当头晏殊饮酒宴客，背后到底是何用意？并非沉溺享乐，而是以“太平宰相”之姿，坚守其“清静无为”的治国理念，却也因此与锐意改革的门生欧阳修渐行渐远。

一、师生情深，缘起于文，裂于道

宋仁宗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，二十四岁的欧阳修参加礼部试，主考官正是晏殊。面对艰涩冷僻的考题，众考生或偏题或茫然，唯欧阳修紧扣题旨，文采斐然。晏殊慧眼识珠，擢其为第一。自此，欧阳修以门生自居，执弟子礼甚恭。

及第后，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，与钱惟演、梅尧臣等诗酒唱和，文名日盛。时人称：“晏词、梅诗、欧文”，并为文坛三绝。师生二人，本应共谱佳话，却未料情谊早结，亦早断。

二、雪中劝酒，诗成裂隙

庆历年间（1041–1048年），西夏屡犯边关，战事吃紧。晏殊时任枢密使，掌全国军务，可谓“国防部长”。一日大雪纷飞，欧阳修忧心师尊劳顿，携友登门探望，却见晏府张灯结彩，笑语喧哗，全无军情紧迫之象。晏殊更于园中设宴，邀客品茗饮酒，怡然自得。

欧阳修见状，心有所感，即席赋诗曰：“主人与国共休戚，不惟喜悦将丰登。须怜铁甲冷彻骨，四十余万屯边兵。”此诗化用杜甫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之精神，以温言规谏，意在提醒老师：身为国之重臣，当与将士同寒暑，岂可独享安逸？

然晏殊读罢，勃然大怒。他引韩愈赴裴度宴之典——韩愈仅云“园林穷胜事，钟鼓乐清时”，温雅含蓄，从不直刺。而欧阳修竟以诗讽师，几近羞辱。晏殊愤言：“吾重修文章，不重他为人。”自此，嫌隙日深，史载“晏公不喜欧阳公”。

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欧阳修任颍州知州，致书晏殊，言辞恳切：“出门馆不为不旧，受恩之不谓不深……”字里行间，既有感恩，亦有委屈。然晏殊竟令文书代答，宾客劝曰：“欧阳公天下文宗，岂可如此轻慢？”晏殊冷然道：“对一科场门生，此已足矣。”

究其根本，二人之隙，非因一诗之过，而在性情与政见之不可调和。晏殊性恬淡，尚黄老，执政十余年，承吕蒙正、李沆、王旦之风，主张“宽简不扰，清净无为”，世称“太平宰相”。而欧阳修刚直敢言，《宋史》称其“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”。范仲淹被贬，司谏高若讷附势不救，欧阳修即斥其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；即便面对恩师晏殊，亦直言不讳，屡令其难堪。

尤至“庆历新政”之际，分歧愈显。欧阳修力挺范仲淹、富弼，连上奏章，弹劾十余名守旧官员，言辞激烈，震动朝野。而晏殊身为宰相，对此变革始终缄默，既不明确支持，亦不公开反对——此“不作为”实为最大之反对。他依旧填词饮酒，安坐“太平”之位。欧阳修之激进，恰如利刃刺向晏殊所守护的“无为”秩序，终致其外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，欲“眼不见为净”。

然谏官群起抗争，联名上书：“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，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，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。”旋即又弹劾晏殊，致其罢相。师生之裂，至此无可弥合。

然欧阳修终生未悔其言。晏殊身后，他仍执礼如初，撰文追思，不因私怨废公义。此正应了苏轼后来所叹：“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”

回望赤壁，东坡曾问：“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”权位终逝，唯有风骨长存。晏殊守其“太平”之道，欧阳修持其“直道”之志，二人虽分道扬镳，却皆不负士人之名——一个在静水中维系社稷，一个在激流中呼唤变革。历史之深意，正在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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