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牧之所以能屡次重创强秦而未尝一败,关键在于他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于一体——既有赵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民心士气,又有解除北患后的战略专注,更兼其本人深谙“先守后攻、厚待士卒”的治军之道。

战国末年,秦国虎视天下,六国如临深渊。白起长平一役坑杀赵卒四十五万(据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),血染漳水,赵人切齿。及至李牧执掌兵权,秦已成“亡国灭种”之患。试问:若有人持刀欲屠尔家,汝岂能坐视?正因如此,赵王虽素多猜忌,亦不得不授李牧“便宜行事”之权——此非信任,实乃存亡所迫。
须知,不怕神一样的对手,就怕猪一样的统帅。若赵王如后世某些“微操大师”般处处掣肘,纵使李牧有孙吴之才,亦难展其志。
而秦军之残暴,反成李牧凝聚军心之利器。商鞅变法后,秦行“军功爵制”,首级即富贵,故秦卒嗜杀成性。桓齮攻赵,斩扈辄于平阳(今河北临漳西),屠武城(今山东武城西),斩首十万(见《史记·赵世家》)。此等暴行,使赵卒深知:降则必死,战或可生。于是上下同仇,士气如虹——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,此非虚言,乃血火铸就之实理。
李牧之能,不止于对秦。早年镇守雁门,大破匈奴十余万骑,灭襜褴、破东胡、降林胡,单于遁逃,十余年不敢近赵边(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》)。此举意义非凡:赵国自此免于两线作战之困。昔者德意志帝国东西奔命终致崩盘,赵国亦然——北患既除,举国之力可倾注于西线抗秦。
孙子云:“善战者,无智名,无勇功。”李牧不争一时之胜,而谋全局之安。他深谙“守为攻基”之理,初时不轻出战,专务固垒、练兵、蓄势。待敌懈怠,一击必中。此非怯懦,实乃“以静制动,后发先至”之大智慧。
更可贵者,李牧极重民心军心。史载其“日击数牛飨士”,厚待士卒,禁扰百姓。虽无明文详述其安民之政,然其死后,“赵人祠之”(《史记》),足见其深得军民爱戴。恰如杜甫所叹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!”——良将之仁,不在诗中,而在士卒饱食、百姓安枕之间。
综上观之,李牧之不败,非侥幸,乃天时(秦暴激民愤)、地利(北疆已定)、人和(士卒效死、君权暂放)三者合一,加之其本人深通兵法、仁厚治军,方铸就这战国末年最耀眼的将星。惜乎赵王中秦反间之计,自毁长城。司马迁叹曰:“赵诛其良将李牧,用郭开谗,卒为秦所灭。”——一将之死,竟系一国之亡,岂不痛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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