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台诗案是怎么发生的是谁救了苏轼

乌台诗案是怎么发生的？是谁救了苏轼？——一句话回答：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因《湖州谢表》中几句牢骚话被政敌罗织罪名，掀起“文字狱”风暴；幸得王安石、曹太后等多方力保，才免于一死，贬谪黄州。

一封谢表惹大祸，文字成刀见血光

北宋虽是文治盛世，却也是党争激烈之世。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乃豪放词派开山之人，其诗如“大江东去”，其人亦如江潮奔放不羁。然正因其性情耿直、笔锋犀利，终在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四十三岁时，卷入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——乌台诗案。

须知，在那个“新法”与“旧党”角力的年代，一句诗、一篇表，皆可成杀身之器。

彼时苏轼刚调任湖州知州，依例上《湖州谢表》以谢皇恩。此本为官场常礼，然东坡天性难掩，文中竟有“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”之语。此句本是自嘲不合时宜，却被御史台（又称“乌台”）官员李定、舒亶等人揪住，指为讥讽朝廷新贵、诋毁新政，实乃“包藏祸心”。

更甚者，他们翻遍苏轼旧作，摘章断句，罗织成罪。如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”被曲解为“不臣之心”；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”被说成讥刺青苗法扰民。一时间，数十首诗皆成“罪证”，牵连张方平、司马光等二十余人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谁在生死关头拉了他一把？

苏轼被捕入京，系狱百余日，几近论死。然天不绝才，关键时刻，多方援手齐至。

正如东坡后来所悟：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此番劫难，恰照见人性之明暗、朝局之诡谲。

首先是已退隐金陵的王安石——这位昔日变法主将，虽与苏轼政见相左，却深知其才不可杀。他上书神宗皇帝，言道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此语如雷霆贯耳，直击帝王心坎。

其次，太皇太后曹氏（仁宗皇后）病重之际，亦向神宗进言：“昔仁宗策贤良，得轼、辙，喜曰‘吾为子孙得两宰相’。今奈何反欲杀之？”此乃祖训之重，神宗不得不慎。

《宋史·苏轼传》载：“帝遂贷轼死，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、黄州团练副使。”

于是，苏轼免于一死，贬谪黄州。虽名义为官，实同囚徒，不得签书公事，且受地方监视。然正是在这困顿之地，他写下《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千古绝唱。试看那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何尝不是对乌台冤狱的超然回应？

及至元祐更化，司马光拜相，苏轼复起，然不久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遭旧党排挤，再请外放。一生浮沉，皆因不肯随波逐流。

东坡曾自题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——最深的苦难，竟成了最亮的文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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