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年间的瘟疫有多严重建安七子中的五人都死于此

建安年间的瘟疫有多严重？短短数年，建安七子中五人相继染疫而亡，文坛精英几近断代。

一场席卷天下的“疠气”

“献帝建安二十二年，大疫。”——《后汉书》（注：原文误作《汉书》，实为《后汉书·孝献帝纪》）仅八字，却如寒刃刺骨。东汉自光武中兴（公元25年）至献帝禅位（公元220年），近两百年间瘟疫频发，尤以建安末年为甚。史载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赤壁之战，曹军未败于火攻，先溃于疫病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载：“于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军还。”虽未明言病因，然“死者大半”之语，足见惨烈。后世学者推测或为伤寒、血吸虫病，亦有主鼠疫之说，然无论何因，皆印证了战乱与瘟疫交织，已成人间炼狱。

至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，疠气再起，其势更凶。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悲鸣：“疠气流行，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。”此非文人夸张，实乃时代血泪。彼时连上流士族亦难幸免——建安七子中，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、王粲五人竟于同年或次年相继殁于疫病。王粲随曹操征吴，归途染疾而卒，年仅四十一；其余四人，《与吴质书》中曹丕哀叹：“昔年疾疫，亲故多离其灾……一时俱逝，痛可言邪？”孔融早于建安十三年被诛，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，至此，“七子”尽殁，邺下文坛星散。

文脉断绝，乱世求道

建安文学本以“慷慨悲凉”著称，曹氏父子与七子交相辉映，蔚为大观。然瘟疫一役，精英凋零，文风骤转。悼亡诗兴起，生命之思取代政治理想，恰如“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”（《古诗十九首》）之叹弥漫士林。曹丕独存，然其志在帝王术；曹植虽专精文艺，终难复昔日群彦咸集之盛。文坛之殇，实为文明之劫。

疫情未止于文人。建安二十三年（218年），曹操颁令赈孤老残疾，然“随口给贷”杯水车薪。同年，司马懿之兄司马朗巡军施药，染疫身亡；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，荆州疫炽，关羽败亡，孙权虽得其地，亦不得不“减租税以抚民”。及至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曹操薨，疫病已传至魏都，新君曹丕秘不发丧，唯恐“军中骚动，天下大乱”。直至黄初五年（224年），诸葛恪伐魏，仍因“疫死者大半”而退兵。八年大疫，随军旅流民蔓延千里，人口锐减，十室九空，诚为汉末衰亡之加速器。

天灾人祸交迫之下，百姓转求神道。汉末道教乘乱而起，太平道、五斗米道广纳流民，正因“世无常，命如露，唯道可托生死”。此非迷信，实乃绝望中的精神自救。回望建安，瘟疫不仅夺命，更重塑了文化与信仰的版图——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悟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”乱世微尘，唯文字与道心，可载千秋之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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