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能两次登基,皆因宦官:第一次被王振怂恿亲征致国变被俘,第二次靠曹吉祥策划夺门之变重登大宝。

明朝自太祖朱元璋立国,历经洪武、永乐之盛,至正统年间,已显疲态。彼时年仅九岁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,少不更事,朝政渐由司礼监太监王振把持。王振“恃宠而骄,擅作威福”,《明史》有载:“振权倾中外,公侯勋戚呼曰‘翁父’。”正是在这位“翁父”的蛊惑下,年轻的皇帝竟欲效仿先祖成祖北伐蒙古,以扬国威。
史载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瓦剌也先犯边,王振力劝英宗“亲率六军,以彰天威”。群臣伏阙苦谏,兵部尚书邝埜、侍郎于谦等皆力阻,然英宗不听。结果大军出居庸关,未至大同,粮草不继,士卒饥疲;回师途中,又因王振欲绕道其家乡蔚州“耀武乡里”,致行军迟滞,终在土木堡遭瓦剌铁骑围歼——此即震惊天下的“土木堡之变”。
帝王亲征本非不可,然无将略、无谋臣、无后勤,徒以宦官为军师,岂非自取其祸?正如苏轼在《晁错论》中所叹:“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英宗之败,非天灾,实人祸也。
土木堡一役,明军精锐尽丧,英宗被俘。瓦剌挟持其叩关索城,欲以“太上皇”之名逼明朝就范。危急之际,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,力主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,拥立郕王朱祁钰即位,是为景泰帝,遥尊英宗为太上皇。此举虽保全国本,却也埋下日后政变之根。
景泰八年(1457年),景泰帝病重,太子早夭,储位未定。此时,曾参与北京保卫战的武将石亨与宦官曹吉祥,见有机可乘,遂密谋“夺门之变”。他们夜启南宫,迎被软禁七年的英宗复位。次日清晨,百官入朝,忽见龙椅上坐的竟是太上皇,惊愕失措。英宗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次登基的皇帝。
然细究其复辟之因,仍离不开宦官之力。曹吉祥不仅参与策划,更在事后掌司礼监、总京营兵权,权势熏天,终致“曹石之变”——此乃后话。英宗一生,始因王振而失国,终因曹吉祥而复位,可谓“成也宦官,败也宦官”。古人云:“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(诸葛亮《出师表》)英宗之两度沉浮,恰为此言作注。
若引东坡《赤壁赋》之句以喻其命运,可谓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——帝王之尊,亦难逃时势与佞幸之摆布。然历史之镜,照见的不仅是个人荣辱,更是制度之弊:明代宦官干政之深,自英宗始,终成痼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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