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中后期的武将们是怎样的?为什么说他们都很奇葩?——因为他们既不敢忠,又不敢反;既无胆略,又无骨气,徒有将名,却行市侩之实。

世人常道明朝士大夫“不怕死,却从不敢造反”,此言虽奇,却道出明代政治生态之怪诞。他们以犯谏为忠,以廷杖为荣,看似刚烈,实则手无缚鸡之力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叹曰:“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。”此语非虚。隆庆五年,内阁大学士殷士儋竟在朝堂上揪住首辅高拱衣领推搡辱骂,满朝文臣袖手旁观,无人敢上前劝阻;天启年间,魏忠贤遣数名太监便可当廷殴打大臣,甚至致死,而群臣噤若寒蝉,毫无还手之力。
或曰:此乃文臣,本不习武,不足为怪。然则武将如何?按理,武将以保家卫国为天职,当有阳刚之气、铁血之志。可明朝中后期之武将,竟比文臣更显荒诞——不忠亦不反,善言而怯战,谎报军情如家常,临阵投敌似寻常。
此等乱象,根在体制。明太祖废丞相,皇权独揽,士权湮灭,“君尊臣卑”遂成铁律。臣子唯唯诺诺,动辄得咎,久之则心志萎靡,行事苟且。及至崇祯一朝,此弊登峰造极。皇帝志大才疏、性多猜忌,朝令夕改,将士无所适从。于是,辽东前线,从洪承畴到祖大寿,再到吴三桂,皆成“四无”之人:无真、无胆、无忠、无骨。
而这一切的转折点,恰在崇祯三年——朱由检亲手诛杀袁崇焕。此人堪称大明武将之绝响,如张居正之于文臣,孤光独照,后难再继。他镇守蓟辽,屡挫后金,宁远、宁锦、广渠门、左安门诸捷,未尝一败。然终以“付托不效、专恃欺隐、纵敌长驱”等九罪,被凌迟于北京甘石桥,尸遭百姓分食,惨烈至极。
其罪有二:一为擅杀毛文龙,二为私议和款。毛文龙虽有收复皮岛之功,然跋扈难制,冒饷通夷,几成割据之势。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斩之,本为整肃军纪,崇祯初闻“意殊骇”,却旋即下诏认其罪状,表面嘉奖,实藏杀机。至于议和,实为缓兵之策,欲借时练兵,非真屈膝。然崇祯疑心如刀,宁信谗言,不信功臣。
呜呼!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杜工部此句,虽咏武侯,亦可移赠袁公。袁崇焕之死,非一人之冤,实乃一朝之殇。自此后,边将寒心,忠勇缄口,人人自保,国事日非。待李自成破京、清军入关,谁复为朱明死战?
体制若病,良将亦成朽木;君心若暗,忠魂反作逆贼。明朝武将之“奇葩”,非天生如此,实乃制度所逼、君主所害。读史至此,岂能不警醒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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