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身名门贵族的褚遂良,如何做到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?答案就四个字:以直事君,以艺近帝。

褚遂良虽出身河南阳翟名门,祖父褚玠、父亲褚亮皆为隋唐之际名士,但他早年仕途并不顺遂。先仕隋为小吏,后随薛举反唐;薛举兵败,他归降唐朝——按常理,一个“反复之臣”能保全性命已属侥幸,何谈青云直上?然而,历史偏偏给了他一次关键转机:遇见李世民。
《旧唐书》载:“遂良博涉文史,尤工隶书。”家学深厚,才艺兼备,却始终以政务为本。贞观初年,他被召入秦王府任铠曹参军,后因品行端方、记事不阿,被擢为起居郎,专掌“起居注”——此职非但需笔力遒劲,更须有“直笔不讳”的风骨。
一日,太宗问:“朕可得观起居注否?”褚遂良答:“自古设此官,正为防君主过失。陛下若观之,则后来史官谁敢直书?”太宗又问:“若有不善,卿必记之?”遂良对曰:“臣职当书之,不敢不记。”此语如金石掷地,深得太宗敬重。正是这份“以直事君”的胆魄,让他在群臣中脱颖而出。
李世民酷爱书法,尤崇王羲之,曾遍搜天下右军真迹。贞观十二年(638年),虞世南卒,太宗哀叹:“无人可与论书矣!”魏征即荐褚遂良:“其书继逸少,笔力遒媚,殆几于神。”遂良遂被任命为“侍书”,日伴御前,论书授艺。
君臣之间,朝堂之上是君臣之礼,书案之侧却成知音之交。正如苏轼在《书吴道子画后》所言:“知之愈明,则好之愈笃;好之愈笃,则行之愈坚。”李世民因爱其书而信其人,因信其人而委以国政。褚遂良由此累迁至中书令、尚书右仆射,终成贞观末年核心辅臣。
永徽六年(655年),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,褚遂良伏阶力谏,叩头流血,曰:“陛下必欲易皇后,请更择贵姓!武氏经事先帝,众所共知,万代之后,谓陛下为何如主?”此一谏,虽致其贬死爱州,却成就了他“忠直之臣”的千古名节。
反观宋徽宗赵佶,书画冠绝一时,创“瘦金体”,精于花鸟,却荒废朝政,终致靖康之耻,身陷北国,“家山回首三千里,目断天南无雁飞”(李煜《破阵子》)。褚遂良则不然——书法是其副业,政事是其主业;艺以近君,德以立身。二者相济,方得高位而不失其节。
《资治通鉴》评褚遂良:“性至孝,父亮尝寝疾,遂良衣不解带者数旬。”其德行、才学、胆识,三位一体,岂是“斜杠”二字可轻概?今人若只羡其“一人之下”,却忽略其“直笔不阿”之骨、“忠谏不避”之勇,实乃买椟还珠。
故曰:**真正的“一人之下”,不在职位高低,而在能否以道事君,以诚立世。** 褚遂良之贵,贵在风骨,而非门第;贵在担当,而非技艺。此乃古今职场人当深思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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