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始皇一生功业震古烁今,却因后世儒家主导的史观与政治讽喻需要,被塑造成暴君典型,偏见由此深植人心。

后人对秦始皇的认知,首出司马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太史公评曰:“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,立私权,禁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”此语如钟磬一响,余音贯穿两千年。须知《史记》非仅史书,亦为文学巨构,字里行间浸透汉初士人对秦政之痛切反思。司马迁借尉缭、侯生、卢生之口斥始皇,实乃代整个儒士阶层发声。
班固《汉书》承其脉,后世正史多循此轨。然梁启超于近代《战国载记》中曾言:“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,求诸世界,见亦罕矣……其政治所设施,多有皋牢百代之概。”此乃跳出汉儒窠臼之见,惜乎晚出两千载。
历代咏史诗中,秦始皇几无正面形象。胡曾《咏史诗·阿房宫》云:“新建阿房壁未干,沛公兵已入长安。帝王苦竭生灵力,大业沙崩固不难。”许浑《途经秦始皇墓》更叹:“龙盘虎踞树层层,势入浮云亦是崩。一种青山秋草里,路人唯拜汉文陵。”——此非单纯评史,实为借古镜今,以秦之速亡警诫当朝勿蹈覆辙。
尤其王朝末世,文人忧国,常以始皇“焚书坑儒”“求仙劳民”“严刑峻法”为靶,劝君主行仁政、纳贤才、惜民力。为达警示之效,自然放大其过,淡化其功。于是,统一六国、书同文、车同轨、行同伦之伟业,反被遮蔽于“暴虐”二字之下。
究其根源,更在于思想正统之争。自汉武“独尊儒术”,两千余年以降,士大夫皆以孔孟之道为圭臬。而秦以法家立国,“以法为教,以吏为师”,尤以“焚书坑儒”触怒儒林根本。王安石诗云:“举世不读易,但以刑名称。”清朝周映清亦斥:“秦政昔乱纪,刑杀如霆雷。”——此非客观史评,实乃儒法意识形态之对决。
诚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悟:“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始皇之业,巍巍如阿房,终化焦土;其名,赫赫震寰宇,却蒙千载污名。然历史之真,岂容一叶障目?其废封建、立郡县、统度量、筑长城,实为“百代犹行秦政法”(柳宗元语)。功过交织,岂可尽以“暴君”二字蔽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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