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虽出身乡野,却因被汉室宗正所录、且得汉献帝亲认“皇叔”之名,其刘氏宗亲身份方得正统承认。

在汉代,朝廷设有“宗正”一职,专司皇族谱牒,凡刘姓宗室,无论贵贱远近,皆需登记入册。此制始于高祖刘邦,意在维系宗法秩序,所谓“天子之宗,不可不谨;诸侯之属,不可不详”。中山靖王刘胜,乃景帝之子、武帝之兄,史载其“子百二十余人”(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),枝繁叶茂,散居四方。至东汉末年,其后裔早已遍布州郡,不乏如刘备这般躬耕陇亩者。
然宗正所录,并非仅凭口说,而需核验生年、父祖名讳等信息。古人重“生辰八字”,视之为命理根本,轻易不示于人。若能对上宗籍所载年月,再有乡里耆老或族中长者佐证,便可确认身份。故刘备虽生于涿郡乡下,生活清贫,卖履度日,但只要其家谱与宗正所存记录相符,便不失为“汉室宗亲”——哪怕只是旁支末流,亦具法理依据。
须知,宗正之录,重在“记”而非“养”。汉室宗亲愈繁,朝廷愈无力供养,故仅存名籍,不给禄秩。刘备之名得入玉牒,非因显贵,实因制度使然。
然则,若仅凭宗籍,刘备恐难成“皇叔”之尊。真正关键,在于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那一场君臣相认的朝堂戏码。彼时汉献帝困于许都,权柄尽落曹操之手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已成定局。朝中公卿,或畏曹威,或循旧章,竟无一人敢撄其锋。恰如《资治通鉴》所叹:“群臣莫敢言,唯唯而已。”
此时刘备自徐州败归,投奔许都。其人虽布衣起家,却有“折而不挠”之志(陈寿《三国志》语),更兼仁义之名播于四海。献帝见之,如暗夜见星,遂考其世系,确认为“孝景皇帝玄孙、中山靖王之后”,并亲呼“皇叔”。此举非仅为认亲,实为政治布局——欲借刘备之名,树抗曹之帜。
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孔子之训,于此昭然。献帝深知,若无正统名分,天下英雄何以归心?故宁信其真,亦需使其“真”。纵使血缘渺远,亦不妨加冕为“皇叔”,以成大义之旗。
于是,衣带诏密授,刘备奉诏讨贼。虽事机不密,董承等旋即被诛,然刘备凭其“屡败屡战”之韧,脱身南走,终成鼎足之势。后人读史至此,常思:若无宗正之录,则无身份之基;若无献帝之认,则无大义之名。二者相合,方使一介乡野织席贩履者,得登青史,与曹、孙并列。
诚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咏:“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然刘备之志,不在一时之雄,而在仁义之守。其出身虽微,却因宗法之制与时代之需,终成汉室孤忠之象征。此非天命,实乃人事与制度交织之果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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