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虽接续而治,实为两截江山;之所以连称“明清”,非因血脉相承,而是后世为消解清朝“帝国”印记、重塑中华正统叙事所作的历史缝合。

明朝与清朝,看似前后相继,实则法统迥异。明承宋制,重文抑武,以儒家礼法为纲;清出辽东,兼采蒙元旧俗,以八旗军政为本。二者在制度、文化乃至统治逻辑上,几无同源可言。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:“朝代更迭,非仅姓氏之易,实乃天地气运之转。”若细究其根,明仿宋而清法元,可谓“同床异梦”。
然则,何以后世常以“明清”并称?此中玄机,不在史实本身,而在话语建构。关键线索,竟藏于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笔端。
十六世纪末,天主教因新教崛起而失势于欧洲,遂转战亚非拉。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者,携天文、算学入大明,亦将“中华”之名传回泰西。彼时西方始知东方非蛮荒之地,而是一统有序之“大明王朝”。然好景不长,明清鼎革,满洲铁骑席卷中原,蒙古、西藏、新疆次第归附。传教士见此广袤疆域、多元族群,遂以西方“Empire”(帝国)称之——“大清帝国”之名由此而生。
须知,“帝国”二字,在西方语境中暗含侵略扩张与终将崩解之宿命。苏洵《六国论》有云:“灭六国者,六国也,非秦也。”帝国之兴,恃力而起;帝国之亡,亦由力竭而崩。清朝以武力整合多民族边疆,恰合“帝国”之形,却与华夏“王道”传统相悖。
故近代以来,为证中国非“帝国主义”之雏形,史家便巧妙将明清并置,以明之“封建社会晚期”覆盖清之“帝国属性”。此举犹如以儒雅之袍,掩征伐之甲。李鸿章虽曾自称“大清帝国”,实为外交权宜,取其威仪之表,避其崩解之谶,此中苦心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明朝边患,自洪武至崇祯,未尝一日宁息。北有蒙古,东有倭寇,西有番部,皆如附骨之疽。何也?盖因明以汉人正统自居,视四夷为“化外”,士大夫持“华夷之辨”如铁律,宁战不和。纵有隆庆和议,亦属权宜,非真心接纳。
反观清朝,满洲本为边疆民族,深知“以夷制夷”之妙。皇太极早联蒙古,康熙更言:“守国之道,惟在修德安民。民心悦,则邦本得,而边境自固,所谓众志成城是也。”故清廷对蒙、藏、回诸部,或联姻,或封爵,或设盟旗,以“共主”姿态统合多元,使边疆内化为腹地。
此正应了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明朝困于“天下唯汉”的执念,如孤舟逆浪;清朝则顺势而为,纳百川成海。非清之智胜于明,实乃身份立场不同,致策略迥异耳。
综而观之,“明清”连称,非史实之必然,实为现代国家建构所需之历史修辞。欲明今日中国之疆域与认同,不可不察此中深意——既承清之广土,又续明之文脉,方成“多元一体”之正统叙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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