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周皇帝宇文泰简介,宇文泰与苏绰之间的对话是怎样的

北周奠基者宇文泰与谋臣苏绰那场“用贪官、弃贪官”的密谈，道尽了古代帝王驭下之术的冷峻逻辑。

一、乱世权谋：宇文泰与苏绰的治国对答

宇文泰（507—556），字黑獭，代郡武川（今内蒙古武川西）人，鲜卑族，实为西魏政权的真正掌舵者，亦是北周王朝的奠基人。《北史·周本纪》载其“性沉深，有大度”，虽未称帝，然死后被追尊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。他仿效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在北魏分裂后的乱局中，一手撑起关陇基业。

而在这风云激荡之际，他得遇一位堪比王猛、诸葛的奇才——苏绰（498—546），字令绰，京兆武功（今陕西武功）人，汉族。出身世宦，少好经术，尤精算术。其从兄苏让荐之于宇文泰，遂拜大行台左丞。此后，苏绰助宇文泰推行计帐法、户籍法，草拟《六条诏书》，更依《周礼》改革官制，力矫晋以来浮华文风，作《大诰》以正典章。大统十二年（546年）卒，宇文泰亲率百官送葬，扶棺痛哭曰：“尚书平生为事，妻子兄弟不知者，吾皆知之。惟尔知吾心，吾知尔意。方欲共定天下，不幸遂舍我去，奈何！”其清廉至“家无余财”，足见其志不在私利。

这段君臣相知的佳话，令人想起杜甫《咏怀古迹》中“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”之句——真正的治世能臣，不在名位，而在能否与主上共担天下之重。

二、“用贪官，弃贪官”：千古权术的冷峻逻辑

据史载，宇文泰曾与苏绰密谈三昼夜，其中一段关于“治国用人”的对话，流传甚广，虽不见于正史如《周书》《北史》，却深合古代政治逻辑，常被后世引为权谋经典。其核心论点可概括为：以贪驭忠，以罪控权，借肃贪而固本。

宇文泰问：“国何以立？”苏绰答：“具官。”再问：“何以具？”答曰：“用贪官，弃贪官。”此语乍听悖理，细思却暗藏机锋。

苏绰解释道：君主所求，首在臣忠；臣忠则君安，君安则社稷稳。然“无利则臣不忠”，若无厚禄，何以驱策群臣？但国库有限，故“予其权，以权谋财，官必喜”。官员因权得利，自然效死；而其利既由君授，则“权之所在，利之所在”，必竭力护主，以防他人夺位。

然此术之险，正在于“贪”字如双刃剑——用之可驭人，纵之则亡国。故苏绰继而点破：“贪官必用，又必弃之，此乃权术之髓也。”

为何要弃？其一，“天下无不贪之官，贪墨何所惧？所惧者不忠也。”凡异己、不驯者，即可“以肃贪之名弃之”，内可除患，外可收民心；其二，“官有贪渎，君必知之，君既知，则官必恐，恐则愈忠”。手中握其把柄，如执缰绳，马不敢逸。若满朝皆清官，民虽悦，君反危——因清官无把柄，难控驭，且易得民心而生威望，反成君侧之患。

此等逻辑，冷酷如铁，却道出专制政体下权力维系的残酷真相。恰如韩非子所言：“明主之道，一法而不求智，固术而不慕信。”治国非靠道德，而在制度与权术的精密平衡。

需指出的是，此段对话虽广为流传，但并未见于《周书》《北史》等正史，更似后人托古讽今之作。然其所揭示的“驭臣之术”，确与历代帝王心法暗合。宇文泰本人重法治、倡清廉，《六条诏书》首条即“先治心”，强调“心不清则身不正”，与“用贪官”之说似有矛盾。故此对话或为寓言式演绎，借苏绰之口，道出权力运作的阴暗面。

然无论真伪，其警示意义至今未减：**制度若不能约束权力，仅靠“用贪—弃贪”的循环，终将陷入“越反越腐”的泥潭**。正如白居易《新乐府·秦王破阵乐》所叹：“功成理定何神速？速在推心置人腹。”治国之本，终究在公心，而非权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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