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武帝萧衍不仅是南朝梁的开国之君,更是一位深谙书道、推动书法发展的帝王——他推崇钟繇、王羲之,首创集字帖,精鉴古迹,更以生动如诗的评语奠定后世书评范式。

梁武帝萧衍登基之后,眼见时人学书“爱附近习”,追逐流俗,渐失古法,遂力倡回归魏晋传统。他尤其推崇钟繇与王羲之,称其书“如云鹤游天,群鸥戏海”“龙跳天门,虎卧凤阙”——此等妙喻,非但传神,更成千古定评。为使王羲之书风广布天下,他命人从内府所藏真迹中,每字择一,散交周兴嗣编为《千字文》,再摹拓流传,实为我国历史上首部集字帖,此举堪称书学推广之创举。
《淳化阁帖》《大观帖》《三希堂法帖》等后世丛帖,皆收录其草书《脚气帖》、楷书《众军帖》,足见其书艺之精。他尤善草、楷与虫篆,且常与“山中宰相”陶弘景切磋书道。一次,陶弘景仅索钟、王墨迹数卷,梁武帝竟慷慨赐予二百七十卷,令其“惋讶无已”——此非帝王之奢,实乃文化之诚。
梁武帝广收天下遗墨,命朱异、徐僧权等整理周、秦、汉、魏晋书画凡78帙、767卷,连同图书十四万卷,以珊瑚轴、织成带、金题玉躞,珍藏内府。此举不仅保存了大量文化遗产,更建立了一套严谨的鉴定体系。凡经他亲鉴之迹,皆由徐僧权、唐怀充等人押署,隋唐以降,无一异议,足见其权威。
尤为警醒的是他对《乐毅论》的审慎态度。当时此帖被奉为“秘宝”,梁武帝却直言:“逸少无甚板细书,《乐毅论》乃微粗修,恐非真迹。”并致信陶弘景共研。二人皆疑为摹本,后世考证证实:王羲之原作乃书丹于石,并未留纸本——此等辨伪之明,远超时代。
更令人叹服者,他与陶弘景还发现:王羲之退隐后多由人代笔,却未轻断代书者身份,只存疑待考。此等治学之谨,恰如苏轼所言:“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”,非真知者不能为。
其书论亦极富洞见。在《答陶隐居论书》中,他道:“运笔斜则无芒角,执手宽则书缓弱……纯骨无媚,纯肉无力。”字字如金,既总结技法,又揭示书道阴阳平衡之理,实为古代书学教材之典范。另有《草书状》《论书》等著,后人辑入《梁武帝集》,影响深远。
正因他的倡导,南朝梁时碑刻渐兴,虽承魏晋禁碑余绪,然书艺反臻高境。如丹阳建陵神道石额“太祖文皇帝之神道”八字,隶中含篆,笔力雄浑;镇江焦山《瘗鹤铭》更被宋人誉为“大字之祖”——此等杰作,岂非梁武帝崇文重艺之遗泽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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