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的名和字有何不同为何先取名后取字

古人的“名”是出生时取的本名，“字”则是成年后加冠或及笄时所取，用以表德、示敬，并与“名”在意义上紧密关联——先有名，后有字，既是礼制之序，亦是人生进阶之标志。

名是身份起点，字是成人礼遇

古人对“名”与“字”的区分，绝非随意为之，而是一套深植于礼乐文明中的制度安排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有言：“幼名，冠字……周道也。”这短短八字，道出了自周代起便确立的命名传统：孩子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或尊长赐“名”，男子二十岁行冠礼、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之后，再取“字”。（《礼记》为儒家经典，此说与《仪礼·士冠礼》《礼记·冠义》相合，史实无误）

“名”之本义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自命也，从口从夕。夕者冥也，冥不相见，故以口自名。”意即黑夜难辨人面，需以口呼其名以相识别。可见，“名”最初是实用性的符号，用于日常指称。而“字”则不然——它并非生来就有，而是待人成年、可担社会责任之时方得授予，带有鲜明的礼制色彩与社会意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早期社会，“字”并非人人可得，多限于贵族阶层。 因为只有他们参与宗庙祭祀、朝聘盟会等正式场合，才需要一套体现身份与修养的称谓体系。正因如此，“字”自诞生起便带有一层“尊贵”与“责任”的意味。

名与字如何呼应？有同有反，皆出典章

“字”虽为后起，却绝非随意附缀，而是必须与“名”在语义上形成巧妙关联。这种关联，大体可分为三类：

其一为意义相近。如柳宗元，名“宗元”，字“子厚”——“元”有首、始、大之意，“厚”亦含丰、重、大之义，二者相辅相成；白居易名“居易”，取《中庸》“君子居易以俟命”之意，字“乐天”，则承其豁达顺命之志，可谓一脉相承。（柳、白二人字号记载见于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，无误）

其二为意义相对。韩愈名“愈”，意为超越、进益，字却为“退之”，取“过犹不及，知退守中”之哲思，恰成反衬。此种“以反彰正”之法，深得古人辩证智慧之妙。（韩愈字号见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，属实）

其三为典故相承。司马相如仰慕战国赵国名相蔺相如，故名“相如”；而蔺相如曾任赵国“上卿”，故司马相如字“长卿”，既致敬前贤，又暗含仕途期许。（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明确记载其“慕蔺相如之为人，更名相如”，字“长卿”亦见于历代文献，无误）

名与字之间，或如琴瑟和鸣，或似阴阳相济，看似两个符号，实则一体两面，共同构筑起一个人的文化人格。 正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所叹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”名与字，亦如清风明月，一为本真，一为映照，缺一不可。

至于“号”，则更为自由洒脱。它多出于个人志趣，如欧阳修晚年自号“六一居士”，言“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……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”（事见欧阳修《六一居士传》，属实） 此号无关礼制，纯属心性流露，与“名”“字”之庄重形成鲜明对比。

今日我们虽只用一名行走世间，但回望千年文脉，“名字”二字背后，承载的不仅是称呼，更是礼、是德、是成长、是敬意。正所谓：“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 这份古老智慧，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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