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实历史上的严嵩真的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奸臣吗?他并非天生奸佞,而是在一个扭曲的时代里,被一步步塑造成大奸臣的典型。

话说回来,要说严嵩一入仕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胚子,那可真是天大的冤枉。刚踏入官场那会儿,他非但不是奸臣,反倒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主儿,对那些溜须拍马之辈深恶痛绝。他尤其看不上两个人,一个叫钱宁,一个叫江彬。这俩货,可以说是严嵩人生初期的一面“照妖镜”,让他看清了官场最丑陋的模样。
要提这两人,就得说说他们的“老板”——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。这位爷,是孝宗皇帝的独苗,老爹一驾崩,他就在十五岁那年毫无悬念地登了基。十五岁,正是上房揭瓦、下河摸鱼的年纪,可偏偏老天爷把江山社稷这副重担压在了他肩上。每日里奏章堆积如山,字字句句典雅深奥,哪有斗蟋蟀、赶兔子、唱戏摔跤来得痛快?于是,这位皇帝爷干脆在西华门外修了座“豹房”,里面珍玩犬马、娈童歌女一应俱全,成了他专属的销金窟。
钱宁,就是豹房里的红人,被正德收为义子,自诩“皇庶子”。他的主要工作,就是给皇帝引荐番僧,传授什么“秘戏”,在豹房里胡天胡帝。不仅如此,他还暗中勾结宁王朱宸濠,图谋不轨。后来宁王造反被平,钱宁也跟着倒了台。出卖他的,正是他的“好兄弟”江彬。这俩人本就是一丘之貉,利益当前,情谊算得了什么?江彬把钱宁的罪证一股脑儿全捅给了皇帝,正德一怒之下抄了钱宁的家,搜出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。
江彬呢?也不是善茬。有一次正德自恃勇武,非要亲自“搏虎”,结果老虎不买账,差点要了皇帝的命。江彬及时出手相救,顺理成章也成了干儿子。他怂恿皇帝把边军调到京城,自任统帅,威风八面。宁王造反时,他又撺掇皇帝御驾南征,美其名曰“平叛”,实则是为了到江南选美。走到半路,叛乱已被平定的消息传来,他们却秘而不宣,继续在江南遍寻寡妇处女,供皇帝享乐。就这样在江南游荡了八九个月,返程途中,正德又在清江浦驾船捕鱼时翻了船,被救起后一病不起,最终咳血而亡。
眼瞅着钱宁、江彬这等人把大明江山搅得乌烟瘴气,严嵩心灰意冷,干脆以给父母丁忧为由,躲回老家钤山,这一躲,就是整整十年。他是在用时间来洗涤自己对官场的厌恶,也是在等待一个或许能“清平”的时代。
正德驾崩,嘉靖皇帝即位。严嵩终于结束“隐居”生涯,回京复职,后来做到了礼部尚书。可他很快发现,这位新皇帝的“爱好”,比正德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嘉靖一生最大的追求,既非国富民强,也非开疆拓土,而是自己的小命——他一心惦记着长生不老,得道成仙。于是,各种稀奇古怪的道教仪式成了宫中日常,其中最重要的环节,就是写“青词”。
这“青词”,说白了就是写给天神的奏章,得用华丽的骈文写在青藤纸上,还得用朱砂书写。嘉靖日理万“机”(修炼的机缘),没空自己写,这活儿就落在了大臣头上。当时,写青词写得最好的,有两个人,一个是严嵩,另一个是内阁首辅夏言。可夏言是个实干家,忙着处理国家大事,对这种“文学创作”不大上心。严嵩则不然,他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这上面,很快便一枝独秀,深得嘉靖青睐。
这就应了那句老话: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。”整个嘉靖朝,内阁首辅的争夺战异常惨烈,但最终的决定权,只在嘉靖一人之手。他选人的标准,不看能力,不看品行,只看谁听话,谁好用。而要表现“听话”,最好的捷径就是挖空心思满足皇帝的个人欲求。这就难怪,各种谄媚无耻的丑态在嘉靖朝轮番上演。
“大礼议”之争就是个绝佳的例子。嘉靖想把自己生父兴献王的牌位搬进太庙,遭到群臣激烈反对。毕竟,他这个皇位是捡来的,是堂兄正德无嗣才轮到他。严嵩起初也跟着众人反对,可他敏锐地察觉到皇帝龙颜大怒,立刻拨转马头,不仅改变主张,还精心策划了入庙礼仪。嘉靖龙颜大悦,连素来“抠门”的他都特意赐下金币。后来,宫城上空出现“祥云”,严嵩又抓住机会大做文章,请皇帝接受百官朝贺,并献上洋洋洒洒的《庆云赋》,马屁功夫堪称一绝。
与夏言的斗争,更是将严嵩的“演技”发挥到了极致。嘉靖喜欢戴一种道教的“香叶巾”,还赐了五顶给大臣。夏言为人方正,认为这不合体统,公开表示不戴。严嵩则每次上朝都把香叶巾戴在官帽里,还特意露出一截轻纱边角,好让皇帝看见。尽管看起来不伦不类,嘉靖见了却龙心大悦,从此日渐疏远夏言。夏言看不过去,便让人弹劾严嵩。严嵩知道后,跑到皇帝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,反告夏言轻慢君上。嘉靖一怒之下将夏言革职,六十一岁的严嵩,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首辅之位。
就在严嵩拜相那年,宫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“壬寅宫变”。十几个宫女因不堪忍受,用绳子企图勒死嘉靖。可惜这几个女人慌乱中连个绳结都打不牢,不仅没成功,反而全部被处死。这场惊吓让嘉靖从此疑神疑鬼,搬出紫禁城,长期住在西苑万寿宫。此时,能时刻陪伴在他身边的,除了一个方士,便只有严嵩了。得到这份“恩宠”后,严嵩开始大弄威权,百官的奏章必须准备两份,一份正本给皇帝,一份副本先送严嵩过目。从此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,大明王朝的朝政,彻底沦为他一人的天下。
看着严嵩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,又想起他早年的避世隐居,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正如刘禹锡在《乌衣巷》中所言: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世事浮沉,人心变幻,谁又能说得清,当初那个痛恨奸佞的青年,是如何在权力的染缸里,最终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呢?这或许就是历史最深刻,也最无奈的警示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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