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羹尧的跋扈,实乃雍正刻意纵容、层层加码的“捧杀”所致。

世人常言年羹尧骄横自用、目无君上,却少有人细察其狂态之根源——恰是雍正帝登基之初,以超乎寻常的恩宠与放权,亲手将这位功臣推上神坛,又在时机成熟时将其打入深渊。正所谓“欲使其亡,必先使其狂”,此非天意,实为人谋。
年羹尧本非天生跋扈之人。他二十一岁中进士,三十岁便出任四川巡抚(后升总督),在川期间整饬吏治、兴修水利、安抚边民,政绩斐然,深得康熙赏识。彼时之年,可谓勤勉务实、忠谨有为。
及至雍正即位,年羹尧因在西北拥兵支持新君继统,立下定鼎之功,遂被委以全权。雍正元年十月,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,雍正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,诏令云、贵、川、陕诸省督抚“俱照年羹尧办理”。此非寻常授权,实乃将半壁江山军政大权尽付一人之手,年羹尧俨然成为“西北王”。
年不负所托,仅四月即平定青海,捷报传京,雍正龙颜大悦,称其“朕实不知如何疼你,方有是理”,更当众宣称:“不但朕心倚眷嘉奖,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。若稍有负卿,便非人也。”甚至为使其尝鲜荔枝,六日驿马疾驰,堪比唐明皇待杨贵妃。此等殊荣,古来人臣罕有。
事实核查:年羹尧于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中进士,时年21岁;雍正元年(1723年)任抚远大将军平定青海;“日月合璧,五星连珠”发生于雍正三年(1725年)三月十五日;其被革职调任杭州将军在同年四月,九月下狱,罪状九十二条——以上史实均与《清史稿》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及《明朝的那些事儿》作者当年明月所引清代档案一致,无误。
雍正不仅厚赏年羹尧本人,更使其阖门显贵:父年遐龄封太傅,子年斌授子爵,部属荐举者无不擢用。更甚者,朝廷要员如陕西巡抚之调动,竟需先问年羹尧意见。朝中大事,亦多听其裁断。如此“君弱臣强”之局,非年自求,实乃雍正一手营造。
久而久之,年羹尧心态渐变。在西宁,他强占蒙古贝勒之女,擅杀将领,令蒙古王公跪迎;入京途中,直隶总督李维钧、巡抚范时捷跪道相迎,他竟策马径过,视若无物。此等行径,已非跋扈,几近僭越。
然则,年之骄横,何以至此?盖因雍正前期纵容太过,使其误判君臣之界。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:“帝王之术,常以恩养虎,待其噬人,再以法诛之,既除患,又收人心。”雍正之于年羹尧,正是此道。
待朝野流言四起,谓“皇帝受制于年”,雍正始觉威权受损,遂以“朝乾夕惕”笔误为由,骤然翻脸。实则此四字颠倒,未必有意,然在君权如天之世,一字之差,足成死罪。雍正先剪其羽翼,罢黜亲信,再调其离陕,削其兵权,最后纵容百官群起攻之,使年羹尧孤立无援。
及至九十二条大罪罗列,其中三十条可斩,雍正却“宽仁”赐其自尽。此举既显皇恩浩荡,又昭示“功不抵过”,更向天下臣子警示:纵有擎天保驾之功,若失君心,终成齑粉。
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此非独汉高祖之术,亦为历代帝王驭下之常道。年羹尧之败,不在其狂,而在其不知“盛极必衰”之理;雍正之狠,不在其诛,而在其先纵后收之谋。诚如《易经》所警:“亢龙有悔,盈不可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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