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昭死后臭名远扬，他生前都干了些什么事

司马昭生前所为，简言之，便是以权臣之姿步步紧逼，终致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，并酿成弑君之祸，为其身后骂名埋下祸根。

话说这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的典故，可是大有来头。它并非市井俚语，而是出自那位悲愤的魏国皇帝——曹髦之口。这位少年天子，是魏武帝曹操的曾孙，他喊出的这句话，成了历史对司马昭野心最响亮的注脚。

一、权倾朝野：司马家的“帽子戏法”

司马昭能走到舞台中央，靠的是父兄铺好的路。其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诛杀曹爽，奠定了司马家掌控曹魏的根基。到了他哥哥司马师手里，更是干脆利落，在正元元年（254年），直接把在位皇帝曹芳给废了，改立年仅十三岁的曹髦。这朝廷上下，便成了司马兄弟说了算的“一言堂”。

等司马师一死，大权自然落到了弟弟司马昭肩上。他官拜大将军，总揽朝政，把曹氏皇族压得抬不起头。朝廷里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，纷纷上表，变着法儿地歌颂司马昭的“功德”。小皇帝曹髦能怎么办？甘露三年（258年），他只好下诏，要加封司马昭为晋公。可您猜怎么着？司马昭竟“坚辞不受”，前前后后推让了九次！这戏做得十足，仿佛真对权位毫无贪恋。这让我想起古人一句话，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” 这姿态，究竟是真心谦退，还是以退为进、等待时机呢？

二、困兽之斗：少年天子的决死一击

到了甘露五年（260年），群臣催封晋公的呼声更急。曹髦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哪里是封赏，分明是催命符！年轻气盛的他，再也无法忍受这傀儡般的日子。一天夜里，他召来心腹大臣尚书王经，以及侍中王沈、散骑常侍王业，拔出剑，怒道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朕不能坐以待毙，今日就要与卿等共讨此贼！”

王经是忠臣，闻言大惊，赶忙劝阻。他举了春秋时鲁昭公讨伐权臣季氏反遭流放、被天下耻笑的例子，苦劝皇帝隐忍，说司马昭根基已深，仓促动手恐反遭其害。可十九岁的曹髦哪里听得进去？他愤然道：“行之决矣！正使死，何所惧？况不必死邪！”说完，竟自顾自跑去禀告太后。他这一走，却不知身边人早已生了二心。王沈、王业这两人，转头就跑去向司马昭告密了。

历史往往如此，理想的热血撞上冰冷的现实，结局多半惨淡。曹髦的勇气可嘉，但他低估了权力的盘根错节，也高估了身边人的忠诚。

司马昭得报，立即命亲信贾充带兵阻拦。曹髦此时已亲率宫中侍卫、奴仆，持剑乘车，直冲司马昭府邸。在宫门处，与贾充等人相遇。皇帝亲自挥剑呵斥，贾充手下兵士一时被天威所慑，竟纷纷后退。眼看局面失控，太子舍人成济——一个莽夫——急问贾充：“事急矣！当云何？”贾充冷冷道：“司马公畜养汝等，正为今日。今日之事，无所问也！”这话如同火上浇油，成济闻言，挺戟便向前刺去，竟将皇帝曹髦刺死于车下。

这一戟，不仅刺死了曹髦，也把司马昭刺得“魂飞天外”。弑君之罪，在任何时代都是滔天大恶，足以让他成为天下公敌。他急忙找来心腹陈泰问计。陈泰直言：“唯有斩贾充，少可以谢天下耳。”司马昭舍不得这条得力臂膀，又问：“卿更思其次。”陈泰回答得更绝：“泰言唯有进于此，不知其次。”意思就是，没有退路，只能更进一步（杀贾充）。

最终，司马昭选择了丢车保帅。他把所有罪责推给成济，以“大逆不道”之罪将其诛杀（成济兄弟不服，登上屋顶大骂，被乱箭射死）。同时，他逼迫郭太后下诏，将曹髦诬蔑为“性情暴戾、悖逆不道”，而自己派兵则是“为太后安全计”。一番操作，硬是把弑君的滔天巨浪，暂时压了下去。

然而，血迹可以擦干，史笔却难以欺瞒。司马昭虽然在其生前完成了灭蜀、受封晋王等“功业”，为儿子司马炎篡魏建晋铺平了道路，但“弑君者”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。他生前越是权势熏天，死后这“路人皆知”的野心和沾染的君血，就越发显得刺眼。正如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所叹：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 司马昭的所作所为，成了后世权臣篡位的一个经典反面教材，其臭名，正是源于生前那一步步践踏纲常、挑战底线的“实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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