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之衰,并非始于雍正,实乃积弊日久,至嘉道之际始显颓势;然若问“清朝为什么在雍正时期走向衰落”,则须明辨:雍正朝非衰落之始,反为中兴之基,真正转折,隐伏于后继者之守成无为。

世人常言,乾隆之后,国势日下。然细察之,乾隆晚年已露疲态,吏治松弛,和珅专权,库帑虚耗,民怨潜滋。及至嘉庆即位,虽诛和珅以收人心,然其人虽勤勉笃学,夜读经史至漏尽更残,通《易》晓《春秋》,礼乐诗书无不涉猎,诚可谓“儒雅天子”。然儒雅过甚,则失刚断;守礼太严,反碍变通。
彼时欧罗巴方兴工业之潮,蒸汽机鸣,列国竞进;而大清犹自闭关锁国,视洋务为奇技淫巧,以祖制为不可逾越之铁律。此非天命使然,实乃人谋不臧。
观嘉庆一朝,事事依祖训,处处守成法。康熙平三藩,如猛虎出柙;雍正整吏治,似快刀斩麻;而嘉庆则如老儒执卷,唯恐逾矩。虽日夜操劳,批阅章奏,节衣缩食,然所行皆旧章,所虑无新策。面对白莲教之乱、天理教攻入紫禁城之变,仅能勉强扑灭,未尝思所以根除之本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丹非外炼,道在日新。”修行尚需破执,治国岂可泥古?张三丰亦云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治世之道,亦贵能因时制宜,逆流而上。嘉庆拘于典籍,不知权变,恰如舟行激流而仅持旧舵,焉能不覆?
故曰:非嘉庆不勤,实其识不足以应变;非其不智,乃其志不足以开新。祖宗之法固可敬,然世移势异,若徒抱残守缺,则如《易》所警: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不通不变,纵有尧舜之德,亦难救大厦之将倾。
东坡有句: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天下之势,瞬息万变。雍正锐意革新,尚能维系国脉;嘉庆谨守成规,终致积重难返。后人观史,当知守成非罪,然守成而无创制之勇,则盛世之基,亦成衰世之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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