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古时期与中古时期之间,相隔约四百余年。

上古之世,自夏禹肇基,历商周秦汉,至于东汉末年,凡自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220年,此乃华夏文明初成、礼乐制度草创之期。其时,圣王继起,典章渐备,《尚书》所载“协和万邦”,正指此天下未裂、道统初立之世。而中古,则自魏文帝黄初元年(公元220年)始,经两晋、南北朝,至唐高宗永淳二年(公元684年)止,其间政权更迭如走马灯,然文化交融、佛道并兴,亦为华夏精神再铸之机。
须知,历史分期非刻舟求剑,实乃后人观往察来之方便法门。若执定年数而忘其精神脉络,则如执指为月,终不得见天心。
远古者,乃人类初生之世,自猿人持石击兽、钻木取火,至大禹治水、家天下始立,历时近二百万年。彼时无文字、无城郭,唯以血缘为纽带,结群而居,共劳共享。母系氏族先兴,后转父系,农耕畜牧渐起,陶器青铜继出,私有之念萌焉,阶级遂分,国家乃成。此即《礼记·礼运》所谓“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”之变局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混沌未分,一气流行;礼乐既作,万象始明。”此语虽出道门,却暗合史迹。上古之世,正是从混沌走向秩序的关键阶段。吕洞宾游岳阳楼时,见渔樵问答,叹曰:“三代以下,礼坏乐崩,然其根犹在人心。”盖夏商周三代,虽战伐不息,然敬天法祖、重德尚贤之风未泯,故孔子梦周公,欲复其道。
至于地质年代之太古、元古、古生诸纪,虽为科学之分,然与人文史观迥异。吾人论史,贵在观其心性之演进,非徒计年岁之长短。恐龙横行之时,虽称“中生代”,然于人类文明毫无关涉;反观尧舜禅让、成汤放桀、武王伐纣,虽事在数千年前,其义理至今犹新。
南怀瑾先生尝言:“历史不在竹简纸墨间,而在人心一念之微。”上古之所以可贵,非因其久远,而在其质朴未凿、道在日用。中古虽乱,然玄学清谈、佛经翻译、诗赋文章,皆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魂。譬如李白《古风》云:“大雅久不作,吾衰竟谁陈?”正道出后人对上古风骨之追慕。
故知,上古与中古之距,非仅四百余年之岁月,实乃两种文明形态之过渡——由宗法礼制之整肃,转入多元激荡之创造。其间虽有断裂,亦有承续;看似分界,实为螺旋上升之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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