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人爱骑马如痴如狂,其风靡程度堪比今人对汽车的依赖

若问唐代最具标志性的社会风尚,答案绝非诗酒风流,而是举国上下对骑马的痴迷。从长安街头的胡商到洛阳宫苑的贵妇,从边塞诗人的"银鞍照白马"到敦煌壁画的"鞍马人物图",这种痴迷渗透在社会肌理之中。要解开这个谜题,需从三个维度透视这段马上传奇。
"龙种自与常人殊,况是麒麟作骖乘",杜甫笔下的天马意象,正是李唐皇室对马术推崇的缩影
唐朝开国者李渊家族本系关陇集团,其先祖长期与游牧民族通婚,形成了"尚武重骑"的家族传统。据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载,李世民年少时便能"控鹤冲霄",他珍藏的"昭陵六骏"中特勒骠、青骓、什伐赤、飒露紫四匹皆为突厥良驹,这种皇室偏好直接催生了贵族圈的赛马斗彩之风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唐玄宗时期设立的"梨园"不仅教习乐舞,更是皇家马术表演中心,《教坊记》记载其盛况"舞马衔杯醉,龙骧万骑随",将马术升华为艺术。
"天马来兮从西极,经万里兮归有德"——汉武帝《天马歌》的咏叹,在唐朝化作了现实图景
贞观年间,唐廷在陇右设立的24处官营牧场,创造了中国古代最系统的马政体系。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记载,至开元年间全国马匹存栏量达80万匹,较初唐增长160倍。这种量变引发质变:原本价值"绢十匹"的河西马,到开元年间已跌至"绢三匹",普通商贾也能"走马从禽"。敦煌文书《唐水衡监南厩籍》显示,连地方驿站都配置了标准的"七尺五寸"高头大马,可见良驹普及程度。
"金鞭美少年,银鞍照白马",这种视觉符号的极致演绎,成就了唐人独特的身份美学
张萱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中的三花马,其鬃毛修剪形制源自突厥可汗仪仗,唯有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乘用;韩幹《照夜玉狮子图》中马匹佩戴的金丝障泥,长度必过马腹方显尊贵。这种制度化的马文化,甚至催生了"马球"这类贵族运动,《封氏闻见记》载"三军球戏,以练武士",将骑术训练与身份认同完美融合。就连女性骑马也形成独特规范,《内训》规定"妇人乘车不露面,骑马则分鬃著帽",可见其制度化程度。
当我们凝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昭陵六骏石刻,触摸的不仅是青石的纹路,更是整个盛唐跃马扬鞭的脉动。这种全民性的马术痴迷,既是中国古代农牧文明交融的结晶,更是开放包容的大唐气象的具象化呈现——正如王维诗云:"五陵年少金市东,银鞍白马度春风",那马蹄踏响的,是属于整个民族的青春足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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