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济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被夷灭三族

成济何人？为何三族尽灭？

成济，三国曹魏武将，因奉命弑杀魏帝曹髦而被司马昭夷灭三族，实为权力游戏中推责的牺牲品——枪手可当，弑君难容。

且看尉迟恭与成济，同为主子执刃的“枪手”，同以下犯上斩杀敌手，结局却天壤之别：尉迟恭登凌烟阁成开国功臣，成济却落得三族尽灭。此中玄机，非关刀剑利钝，而在人心权术。南怀瑾先生常言：“历史如棋局，落子处皆见人心。”今以《明朝的那些事》般娓娓道来，细剖四重关节，方知成济之冤，实为千古警世镜鉴。

一、防卫之界：一线生死定荣辱

尉迟恭杀李元吉，乃玄武门政变中生死一线。李元吉连发三箭直取李世民，世民回射误中李建成；世民坠马，元吉以弓弦勒颈欲绝其命——此情此景，尉迟恭箭出救人，纯属正当防卫。李世民登基后直言：“敬德（尉迟恭）护驾，功在社稷！”既合律法，又顺天理，何愁开脱不得？反观成济，曹髦率兵直闯司马府，然髦仅持剑怒斥，并未近身相搏。曹髦虽冲至府门，却无立毙司马昭之实（史载《资治通鉴》卷七十七，魏甘露五年），成济贸然刺帝，已属防卫不当。司马昭若替他辩解，天下人必诘：“刀未及颈，何须弑君？”此等漏洞，岂能堵住悠悠众口？故昭不得不杀济以塞责——防卫之界，一线即分功罪。

二、名分之重：弑君二字压千钧

成济之祸，根在“弑君”二字。曹髦贵为天子，纵使昏聩（《三国志·魏书》载其“髦有才慧，好老庄”），亦是九五之尊。古训昭昭：“君虽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七十七）杀君即毁皇权根基，天下必乱。司马昭纵能篡魏，亦需假仁义以立威，岂容“弑君”污名？尉迟恭则不同：李元吉非帝非储，且屡次“陷害谋杀”世民（《旧唐书》卷六十八），世民修史时直斥其为“凶逆之徒”。杀贼何罪之有？李元吉被定为“贼寇”，尉迟恭遂成护国功臣（贞观十七年凌烟阁画像为证）。名分之重，重于泰山——成济刺的是龙袍，尉迟恭斩的是豺狼。

三、推责之术：成也主人败也主人

事变之后，主子心术立判高下。李世民坦然揽责：“元吉欲弑寡人，敬德护主何罪？”虽未明言授意，却以“护驾”二字扛下千钧——贞观之治后，万民归心，史笔亦随龙颜流转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一）。司马昭却截然相反：事发于魏甘露五年（公元260年），昭匿府中，诿过成济，更令贾充矢口否认（《晋书·景帝纪》）。一句“成济自作主张”，便将弑君黑锅扣死。推责如甩毒蛇，咬住垫背者方休。南怀瑾尝叹：“权谋者，推责如脱靴，揽责若负山。”成济之悲，正在无人肯为他担半分山岳。

四、成败之棋：成王败寇定生死

此乃最彻骨之理。李世民玄武门一搏，六月登基，天下归心——既成帝王，何惧清议？贞观盛世一出，连史官笔墨都染上祥云。司马昭却不同：曹髦突袭乃意外之变，其篡魏时机未熟（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），弑君之举骤然撕破伪善面具。舆论滔天之际，昭急需一祭品平息众怒。成济恰如砧上鱼肉，三族尽灭只为换得片刻安宁。权力棋局，从来只问棋子生死，不问棋手悲欢。正应了那句古语：

“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（杜牧《题乌江亭》）

成济若生李世民帐下，或可名垂青史；偏逢司马昭棋局未定，便成弃子。后人观此，当警醒：枪手可做，但莫做那柄“弑君”的刀——刀光未冷，刀鞘已焚。历史从不怜悯牺牲品，只铭记赢家书写的功过。成济三族血痕，终化作史册一句冷语：“济兄弟夷三族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七十七）权力场中，小人物之命，不过大人物棋枰上一粒尘埃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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