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的休假制度以人情伦理为核心,李世民重视休假制度,实为以仁政教化天下。

"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",这句出自《孟子》的箴言,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得到了生动诠释。贞观元年(627年)十月,少府监丞阎立德因妹妹病逝,依礼申请二十日丧假。按《唐律疏议》规定,"诸丧,父母、祖父母、子、孙、曾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夫、妻、兄、弟、姊妹,皆合守丧",阎立德的请求本无可厚非。
然少府监仅批三日,理由竟是"仪仗要职不可擅离"。这不禁让人想起《资治通鉴》中司马光所言:"人君以仁为本,以礼为纲"。李世民阅奏后却作出惊人批示:"兄妹同气连枝,情同手足,岂能以公事伤私恩?"此言一出,犹如《诗经·小雅》所云"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",令朝野上下为之动容。
更令人称道的是贞观五年出台的"娩月免夜班"制度。《新唐书·职官志》记载,"凡值夜者,虽妻产不许离",但李世民却下诏"妇人分娩当月,无论文武,悉免夜班"。此政策虽不及今人陪产假完善,却已堪称"民为邦本"的典范。正如《贞观政要》所言:"为政之道,以顺民心为本"。
关于李世民此举的动机,史家多有揣测。或谓其早年目睹战乱中骨肉分离之痛,或谓其借机树立"仁君"形象。但细思之下,这种"推己及人"的治理智慧,恰如《论语》所云"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",实为帝王之术的高明之处。
"天子无亲,惟以义取。"唐玄宗时期,节度使制度逐渐异化,正如《旧唐书》所载:"节度使握兵、财、政三权,形同割据"。早在太宗时期,边境驻军已开始形成"兵将相习"的格局,至玄宗时更演变为"安禄山兼三镇节度"的危机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安禄山"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",其势力范围"西接陇右,东连渤海",犹如《孙子兵法》所言"上下同欲者胜"。这种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体制,实为安史之乱的温床。正如《通典》所叹:"节度使之权,重于诸侯"。
究其根源,实乃唐初"以夷制夷"政策的副作用。《唐会要》记载,"置节度使以御边患",却未料到"兵权过重,尾大不掉"。这种制度设计的失衡,恰如《史记》所言"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"。
回顾这段历史,不禁令人想起《明史》作者张岱的感慨:"治大国若烹小鲜,不可急也。"唐玄宗后期的"开元盛世",竟因制度设计的致命缺陷,最终沦为"安史之乱"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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