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都是变法失败,后人为什么对王安石和张居正评价完全不同

后人评价不同，主要在于改革策略、皇权支持和人事处理的差异。

宋朝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，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变法人物，一个在北宋熙宁年间（1068年）掀起波澜，一个在明万历初年（1573年）力挽狂澜。可同样是变法失败，王安石落得个褒贬不一的骂名，张居正却让人追思怀念，这到底是为啥？咱们今天就来掰扯掰扯。

改革策略大不同

宋明两朝到了中叶，都摊上了烂摊子：财政吃紧，国库空虚，老百姓苦哈哈。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，接手的就是这么个破烂家底，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。可怎么下手，俩人却走了岔路。

王安石变法，一开始就猛扑财政，忘了先治吏。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他一上来就整出“农田水利、青苗、均输”等新法，号称要“俭财为先”，想直接填窟窿。结果呢？吏治不清，官场乌烟瘴气，新法成了扰民工具。地方官乱来，百姓怨声载道；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利益受损，也跳出来反对。王安石这步棋，就像没打好地基就盖高楼，自然摇摇欲坠。正如古人云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不可急也。”（老子《道德经》）——改革得慢慢来，先稳住人心。

反观张居正，老谋深算多了。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，他先不动财政，而是搞了个“考成法”，整顿吏治，提高效率。史载“自是，一切不敢饰非，政体为肃”，官员们不敢偷懒，政令畅通无阻。张居正心里明镜似的：“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，安民之要，惟在于核吏治。”吏风正了，再推行经济、军事改革，新法稳稳当当推行了十年，效果杠杠的。这叫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，先治吏，再理财，一步一个脚印。

皇权与人事的较量

变法这事儿，没皇权撑腰，寸步难行。王安石运气就差了点。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宋神宗初期支持他，可反对派一闹腾，神宗就动摇了。神宗还留着司马光、文彦博等反对派，牵制王安石，变法成了夹生饭。王安石打压中间派，甚至变法派内部也斗得凶，暴露了短视。就像俗话说的：“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。”（改编自古语）——不团结人，改革哪能成？

张居正就占了大便宜。明神宗即位时才十多岁，没主见，张居正趁机拉拢李太后和冯保，自己当上“帝师”，皇权成了他的尚方宝剑。神宗对他言听计从，改革大权牢牢握在手里。张居正还善于处理同僚关系，不少官员投奔他，反对派也倒戈。可后来，他一概贬斥异见者，埋下了隐患。但总体上，他利用皇权扫清障碍，比王安石高明多了。

说到底，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，都失败了，但后人评价天差地别。王安石因策略失误和人事不当，成了争议人物；张居正因吏治先行和皇权稳固，留下美名。历史这面镜子，照出的是智慧与教训。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”（唐太宗《贞观政要》）——变法之路，得讲究章法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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