撤裁三藩对于康熙而言,究竟是千古留名还是人生败笔?——这并非非黑即白之问,而是一场在历史十字路口上的豪赌:胜则集权一统、青史垂名;败则生灵涂炭、国本动摇。

清军入关后,面对南明残余与各地义军,八旗铁骑虽骁勇,却难耐南方湿热山川。于是,清廷启用明朝降将——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仲明(孔有德早逝),倚其为“鹰犬”,平定西南、岭南、闽地。功成之后,清廷顺势命三人分镇云贵、广东、福建,是为“三藩”。顺治乃至多尔衮曾许诺:“世守边疆,永不撤藩”,实乃乱世权宜,非万世之策。
然天下初定,三藩坐拥重兵、自征赋税、私设官吏,尤以吴三桂为甚——“云贵督抚皆听王调遣,吏部不得掣肘,户部不得迟延”。此非藩镇,几同割据。康熙亲政后,见其尾大不掉,渐生削藩之意。
康熙十二年(1673年),平南王尚可喜主动请撤,本可借机“区别对待”:先允尚藩北归,稳住耿精忠,孤立吴三桂。此乃上策。朝中多数大臣亦主此议,唯明珠等少数力主“一并撤之”。然康熙年少气盛,竟将吴、耿二人试探性奏疏(实为以退为进)信以为真,断然下诏三藩俱撤。此举如抽薪于沸鼎之下,反激巨澜——吴三桂遂于云南举兵,“三藩之乱”爆发。
回看历史,若采“杯酒释兵权”之策,召三王入京厚待,或可免八年血战。然康熙所虑者,非仅三藩之兵,更在汉人之心。彼时清室立国未久,若纵容藩王世袭,恐开分裂先河。故其宁冒战火,也要“一劳永逸,以固国本”。
然代价何其惨烈!自1627年陕北民变起,至1673年撤藩令下,华夏已历四十六载兵燹。百姓未得喘息,又陷八年浩劫。史载“死亡六千万,十室九空”虽或有夸大,然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绝非虚言。恰如杜甫所叹:“积尸草木腥,流血川原丹。”
是以,撤藩之举,功在千秋,罪在当代。康熙以铁腕终结割据,奠定康乾盛世之基,然其决策之急、手段之刚,亦使苍生再罹劫难。后人观之,当知:治大国如烹小鲜,火候过猛,虽熟亦焦。千古留名乎?人生败笔乎?或许正如那句古训: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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