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珅最大的靠山,不是乾隆皇帝,而是他的亲弟弟——和琳。

提起和珅,世人多知其贪得无厌,家产“富可敌国”——据《清史稿》及清代档案记载,嘉庆四年(1799年)查抄其家时,所获金银、田产、珍宝折合白银约八亿两,几近当时国库年收入的十倍之巨。然则,若仅凭一人之贪,何以在乾隆朝权倾二十载而无人能撼?世人常误以为乾隆是其靠山,实则大谬。
乾隆虽宠信和珅,却非纵容其贪腐。身为一代雄主,乾隆深知吏治之要,岂容蠹虫蛀空国本?然其晚年倦政,倚重和珅理政理财,实为“用其才而忍其贪”。更关键者,乾隆并非不敢动和珅,而是忌惮动他之后所引发的连锁震荡——这背后,站着一位手握兵权、深得军心的实权人物:和琳。
和琳乃和珅同母弟,由兄长一手提携,自笔帖式起家,后转武职,历任四川总督、工部尚书,更在平定苗疆之役中统兵作战,官至太子太保、一等宣勇公。史载其“性谨厚,有干略”,虽依兄而贵,然在军中素有清誉,并非全赖裙带。兄弟二人,一主中枢理财,一掌西南兵权,文武相济,互为犄角。朝中大臣纵有不满,亦不敢轻撄其锋。
乾隆之所以迟迟不动和珅,非因偏爱,实因投鼠忌器——若除和珅而激反和琳,或将动摇西南边防,甚至引发内乱。此乃帝王权衡之术,非寻常人所能窥。
然天意弄人。嘉庆元年(1796年),和琳奉命率军围剿贵州苗民起义,在平陇前线突染瘴疠,卒于军中,年仅五十。此事见于《清实录·仁宗实录》卷三十二,确凿无疑。和琳一死,和珅顿失臂膀,如断一臂。昔日文武双璧,今唯余孤臣独对新君。
嘉庆帝早怀除奸之志,只待时机。乾隆驾崩未满半月,嘉庆即下诏逮和珅,列二十大罪,赐其自尽。所谓“留全尸”之说,虽不见正史明载,然符合清代对重臣“体面处置”之惯例,或为后世演绎,然其核心逻辑不虚:乾隆非不知其贪,实因局势所制;而嘉庆敢动,恰因和琳已殁,再无掣肘。
古语有云:“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”和珅兄弟之兴衰,正应此理。亦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所警:“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。”和珅之败,非因外敌,实因内援既绝,根基自溃。
故曰:和珅之权,半系于乾隆之默许,半系于和琳之支撑。而真正令两代帝王投鼠忌器者,非皇帝之宠,乃兄弟联手所构之权力格局。一旦此局崩解,大厦倾颓,不过旬日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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